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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通讯

第208卷 第33号 - 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9年会亮点

2019年6月3日 星期一 | 中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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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以下网址访问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地球谈判报道+为您从杭州带来的会议报道: http://enb.iisd.org/cciced/agm/2019/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9年会在中国杭州进入了第二天的讨论。

上午,国合会顾问介绍了关注问题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并听取了参会者的建议。

下午,参会者听取了前一天平行主题论坛的汇报,并继续讨论了政策建议报告草案。

年会开幕式

国合会执行副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致开幕词,他对参会者感兴趣并支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表示感谢,他指出这是国合会28年历史中第三次在北京之外的地点举办年会,之所以选择杭州作为会场也正是因为中国希望与各方分享浙江省的优良实践。

浙江省生长袁家军指出,国合会在中国与全球的环境和发展方面有巨大的影响,浙江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3种主要方式:找到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方案,特别是通过扩大生态旅游业来落实;到2020年使80%的城市成为合格的清洁空气示范区;通过国合会等平台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并学习先进经验。

国合会副主席、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挪威特使赫尔格森呼吁各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鼓励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升级、淘汰化石能源并加强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采购相关工作。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有潜力触发大规模的绿色发展。

李干杰部长介绍了 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近期取得的成绩,包括:完成了省级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机构调整、加强海岸带和流域环境管理、持续应对空气污染、鼓励私营部门为绿色发展提供动力。他指出,经验显示生态系统保护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推进力,并承诺继续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加强污染物防控,并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做好准备。

国合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对中国在应用绿色技术方面的成绩表示赞赏,他指出中国的一些良好实践,特别是在清洁和恢复河道方面,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却值得在国际范围内推广。索尔海姆观察到中国国内的绿色发展进程要快于其在“一带一路”中的行动,他强调后者要尽快赶上来。他还建议“一带一路”可以为复兴全球多边机制做贡献,呼吁各方积极参与并加强贸易,而不是减少贸易,以支持环境领域的工作。

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挑战,所有国家、城市或者个人都无法隔离出来,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选择。他呼吁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契机。解振华还强调,目前各国的NDC力度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仍有巨大差距。他呼吁各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承诺,并重申中国将毫不动摇的支持多边主义。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介绍了杭州基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为构建自然和谐城市而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包括提高城市范围内水资源质量、强化城市范围内垃圾分类系统、淘汰高污染汽车和重工业、在城市内构建自然通道、鼓励自行车出行和共享经济以及提高空气质量。

全会 I

介绍国会关注问题报告:国合会副主席解振华主持本会议,他首先请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院原院长魏仲加介绍了国合会关注问题报告。魏仲加着重介绍了中国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利用大数据和数字科技开展环境监测、实施“生态红线”政策以限定环境退化以及准备国家碳排放交易机制。他指出中国在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时期承诺推动绿色发展是特别重要的,国际货币组织最近发布的研究预测显示70%的全球经济有下行风险,由于对竞争力的错位担忧,历史上这些时期都会出现对环境保护支持的减弱。聚焦高质量经济发展是十分有效的,并且这更突显了考虑GDP之外的发展指标的紧迫性。魏仲加指出除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气候创新之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不能达到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他还强调中国可以通过推广创新和最佳实践扭转这一趋势。

他介绍了国合会关注问题报告中三个主要的问题,分别是:加强性别平等是正确和明智的;应对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挑战需要能够有效应对多重优先事项的综合协调的方法,例如通过有力的战略如可持续粮食系统、循环经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以及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动绿色采购和“债务交换自然”以展示中国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所做的准备。魏仲加最后指出,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合会任重道远。他指出世界热衷于学习中国经验,并强调应建立更好的信息分享机制以促进这些学习。

介绍国合会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向参会者介绍了国合会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内容,他首先提出希望能就绿色发展的定义达成共识,即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是使传统污染行业面临的挑战的竞争力,是绿色消费的驱动力。他重点介绍了以下8个建议:

  • 把握促进绿色消费的历史机遇,推动绿色转型;
  • 适应数字时代新变化,探索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新模式;
  • 制定长江经济带中长期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推动生态补偿融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 深化协同管理,应对气候变化;
  • 积极推广重大环境领域创新技术和制度设计;
  •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地位,树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
  • 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强化中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
  • 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打造全球生态文明和绿色命运共同体。

在介绍这些建议时,刘世锦强调我们需要开展促进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活动、需要重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通过控制煤炭利用减少空气污染、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完善顶层设计、建立生态补偿系统并确保绿色“一带一路”发展。

讨论: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指出世界正在经历能源革命,市场价格正在推动能源部门转型。他进一步解释道,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国家必须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完成其能源系统转型。他指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而是彻底淘汰化石能源,这样才能实现我们需要的剧烈的变化。

 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潘兴在探讨创新机制设计时建议关注海洋和陆地的联系,因为绝大部分的海洋污染来自陆地。关于海洋管理,他建议关注海洋问题的综合性特征以及对综合管理政策的需求。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他指出港口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且亟需绿色化,这项工作可以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

 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环境总司司长莱西在谈到气候行动时指出制定长期行动框架对于到2050年确保可持续发展是必须的。他指出这项工作需要部门间的协调,并建议设计一系列指标以衡量环境绩效,这些指标不应仅是CO2。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对建议中突出了绿色消费的内容表示欢迎。她指出生态文明理念可以为绿色消费模式提供指导性的目标,并建议政策建议报告中通过讨论粮食系统和农产品供应链来深化这一内容。

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斯蒂尔建议中国通过与欧洲合作在零毁林供应链方面发挥领导力。他还建议搭建平台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就中国对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所进行的投资展开真诚开放的对话,并建议国合会国际委员应协助这项工作。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指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需求足迹“巨大,如何实现五大商品供应链“零毁林“需要思考,五大商品包括牛肉、大豆、棕榈油、橡胶、纸浆和纸制品。他建议关于可持续消费的建议进一步聚焦塑料污染,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建议可以基于本次会议的内容进一步细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Stephan Sicars强调中国促进绿色发展并与“一带一路”国家分享经验至关重要。

哈佛大学环境科学教授麦克尔罗伊列举了目前发展可再生能源存在的问题,包括华北地区太阳能减产,电池和电动车生产和材料处理工作中的潜在污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水泥和钢铁生产的污染等。他呼吁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展联合研究 。

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高级代表伊纳莫夫对中国抗击污染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霍夫曼中心主任李永怡指出贸易和数字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关于绿色消费,她指出为了产生大规模的转型,还需要以更系统化的方式来推动这项工作,并识别优先部门。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梁小萍指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包容的发展,要考虑依赖高碳行业的贫困人口。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胡保林指出中国需要系统性的思维,考虑协同效应并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采取整体性的方案。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宣传部主任李琳建议中国作为牵头国应在201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峰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行动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自然工作的协同。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的主席国,中国应将绿色外交和自然保护工作提高到国家元首层级,并为“一带一路”国家的保护工作提供能力建设,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划定生态红线。

赫尔格森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必须可再生能源优先以避免新的煤炭投资。为此,他建议国合会鼓励国资委将绿色指标纳入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他还指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可以将环境和气候风险纳入考虑,这也将大大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联合国中国驻地协调员Nicholas Rosellini对讨论进行了总结,强调了数据可获得性以及“一带一路”数据开放性的重要性,提出加强基于市场的碳价手段以削减补贴,并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一支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标准。

全会 II

平行主题论坛报告:赫尔格森主持了会议,6个平行主题论坛汇报了前一天讨论的总结情况。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介绍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绿色转型”论坛的关键信息:环境问题作为内生因素将限制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工业发展压力将下降,但是整体的资源压力将持续增加;中国抗击污染的优良实践应继续巩固并立法;评估政策有效性十分重要;必须在环境保护中考虑性别问题;以及学习总结以往五年规划的经验和不足。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汇报了“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论坛情况,参会者指出中国在减少空气污染方面的雄心和力度可以成为世界气候行动的榜样。她指出在讨论中参会者呼吁在“十四五”期间设置碳总量目标,各方对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发挥领导力十分支持,希望中国能使其国家自主贡献与“十四五”规划相一致,并基于深度去碳化进程制定本世纪中叶战略。韩佩东提到,参会者呼吁“一带一路”倡议应与《巴黎协定》目标相一致,应放弃煤电,推动被投资国快速去碳化。

国合会委员汉森汇报了“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全球愿景”论坛的情况,他指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将成为世界走向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转折点。他介绍了中国正在开展的创新性工作,包括,例如中国生态贡献政策,以及向高度依赖自然系统的当地居民学习经验的相关工作等。

挪威极低研究所科研主任温特汇报了“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论坛的情况,他指出“海洋健康和蓝色经济”是开展行动的总体框架,海洋与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且海洋与陆地问题也有很多关联,海洋管理需要基于科学和支持,鉴于海洋是动态的,应避免在海洋工作领域进行长期静态管理,海洋应被列为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并列的三大全球挑战。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和亚洲-大洋洲区域中心主任卡布拉基报告了“‘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论坛的情况,他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和可持续能源发展轨迹应通过一定的方式被记录并学习,相关经验应该在可以向中国取经的国家中宣传。她观察到对于绿色资金机制和模式的需求,特别是与一些“一带一路”融资项目相关,并且“一带一路”投资应该是公开和平等的。她还强调需要通过生态影响评价来指导绿色投资。卡布拉基总结时指出“一带一路”项目应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别平等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效益。

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汇报了“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论坛的情况,她指出可持续实性是竞争优势而不是负担。虽然国际合作十分重要,但是对于那些在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力求生存的人来说“国家主义”的兴起阻碍了道路。

她对政府只关注私营部门的投资数额和纳税额而不是投资质量表示担忧。她介绍了论坛中形成的提议,包括建议政府采用绿色、平衡的打分卡以衡量企业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努力,建议采用真实成本核算这种更可持续的指标为企业提供指导,使用碳市场在内的市场机制,与跨界联盟合作。她强调跨国公司在棕榈油等产品生产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贸易可能产生好的也可能产生坏的环境影响,因此需要加强治理以使得贸易成为环境的积极驱动因素。

讨论:莱西指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提供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支持低碳和气候韧性项目,并在运行中规避相关风险。他建议就中国海外投资的气候相关评估开展研究,以披露环境和天气相关的风险。他还认为需要制定新的分类以表转化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这将为中国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及气候、生物多样性、海洋和健康行动提供支持。他提到上一次G7环境部长会议讨论了重设金融系统以促进环境投资和减少有害补贴的问题。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拉卡梅拉指出中国在全球能源系统转型中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是太阳能技术全球主要的生产者。他希望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应该制定“无碳政策”,并希望这能够在国合会会议总结中有所反映。

国合会委员王天义呼吁开展关于无废城市的特别政策研究,指出他的机构计划建立一个相关主题的研究所,并提到PPP模式在废弃物处理工作中有很大价值。

兰博蒂尼对主题论坛丰富的内容表示欢迎,他强调为了应对相当规模和紧迫的挑战,国家必须有相应水平的雄心,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和制定可以测量的目标。注意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仍然是彼此鼓励的,他建议用“自然”一词建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等概念的联系。

能源基金会创始人和名誉首席执行官海茨指出,欧洲和加利福尼亚都是很好的例子,既实现了经济增长也成功保证了环境质量。他对中国在拥有蓝天的同时拥抱繁荣、低碳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全会 III

讨论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潘兴认为不应以双边或多边合作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他指出越来越多的相关方通过“小多边 ”的方式就共同的兴趣开展合作,例如电动汽车、话费和其他制造业产品。他建议,取代统一的治理模式,“小多边”可以成为我们构建联盟的方式。

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指出对于化学品的有效管理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十分重要。她指出相关建议可以在长江经济带相关特别政策研究报告中体现,或者作为一个综合性问题体现。她强调公共健康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建议在文件中突显。关于绿色消费和绿色转型,她还建议突出绿色采购,并建议削减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以色列环境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副司长科恩建议,为了在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中使环境保护问题主流化的,我们应该更注重管理自然资源的机制框架。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她建议应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平台,指出这也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科技创新。

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建议高质量发展应关注将环境要素打入所有公共政策。他强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私营部门参与的重要性。

莱西提到了新成立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雄心联盟”,他指出监测新型污染物十分重要,如微塑料和纳米材料。他认为在如中国这样的新化学品生产前线国家中,这就更加重要了。他还强调需要推动塑料材料创新削减其毒性并增加其可循环性,例如此前的铝罐改良。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总裁怀特指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且还有一系列的协同效应,2020年是协同气候和自然保护的重要机遇。

瑞典前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罗姆松指出虽然有所涉及但本次会议对化学品的讨论仍显不足。她建议国合会报告关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问题并强调行动的紧迫性。

中国工业节能和清洁生产协会会长、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王小康指出工商界需要更多的关注。他认为工商界面临评估资金和技术的挑战,强调中国的企业仍落后与其国际竞争者。缺少工商业的更好参与,更高的气候行动力度很难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不限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阿弗尔建议持续推动将国际公约纳入国家政策框架。

韩佩东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表示赞赏,指出联盟为通过南南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提供了机遇。她建议在政策建议草案中附上联系信息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行动交流。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建议报告中应该细化不同领域的碳排放目标,指出交通和建筑需要不同的标准。他建议突显绿色交通作为控制城市污染的手段。

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斯蒂尔在总结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透明,并且倡议有可能对于世界发展来说具有真正的转型意义。他建议以“方案”的方式投资“一带一路”国家,而不是基于“项目”。他建议在国际和国家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加强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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