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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通讯

第208卷 第35号 - 2019年6月8日 星期六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9年会总结

2019年6月2-5日 | 中国杭州


语言: EN (HTML/PDF) 中文 (HTML/PDF)
请从以下网址访问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地球谈判报道+为您从杭州带来的会议报道: http://enb.iisd.org/cciced/agm/2019/

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9年会上,参会代表们审议了国合会的8个特别政策研究报告并基于报告的结论讨论了政策建议草案。这些政策建议旨在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政策和实践,包括旨在加强亚太、非洲和欧洲地区贸易联系和促进基础设施联通投资的“一带一路”倡议。

来自政府的高级别代表强调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承诺,自2012年起“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就已经被纳入中国的发展规划中。生态环境部在会议期间还发布了“空气质量改善2013-2018”报告。

在年会的讨论中,各方都意识到中国在环境规划、监测方面取得成效,包括提高空气质量、减缓气候变化和加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挑战。外方参会者呼吁中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避免被落后、污染技术锁定,并帮助他们实现各自在《巴黎协定》下的气候行动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多参会者期待中国作为2020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展现领导力,达成旨在停止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流失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即2021-2025年规划,是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讨论了“十四五”规划应关注的优先事项,并强调“十四五”规划应与中国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优先目标相一致。

会议回顾了国合会秘书处准备的关注问题报告草案,这一报告介绍了中国面临的环境与发展挑战。会议还讨论了国合会的八项政策建议草案,包括:

  • 把握促进绿色消费的历史机遇,推动绿色转型;
  • 适应数字时代新变化,探索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新模式;
  • 制定长江经济带中长期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推动生态补偿融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 深化协同管理,应对气候变化;
  • 积极推广重大环境领域创新技术和制度设计;
  •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地位,树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
  • 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强化中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
  • 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打造全球生态文明和绿色命运共同体。

参加年会的代表包括高级别政府代表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包括中国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负责人。

6月2日上午年会听取了特别政策研究的成果和建议,下午举行了6场平行主题论坛。平行主题论坛包括:

  • 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绿色转型;
  • 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
  • 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全球愿景;
  • 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
  • “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
  • 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

参会者在每个主题论坛上讨论了全球趋势和进展,并提出了关于最佳实践以及国合会相关政策成果的建议。

国合会年会于6月3-4日举行,其中包括赴浙江省安吉县实地考察,使参会者能够了解“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很多国合会年会参会代表继续在杭州参加了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习近平主席向环境日活动致信,强调中国坚持通过多边机制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

约700名代表参加了国合会年会,超过1100名代表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

本报告对特别政策报告、年会讨论、实地考察和世界环境日活动进行报道。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介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是一个高级别咨询机构,由各成员和来自中外政府、工商界、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专家组成。国合会旨在研究中国面临的重要的环境和发展问题,并向中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国合会构建了可持续发展国际交流平台,并希望借此“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并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支持”。为此,国合会针对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展了全面、跨部门、跨学科研究,并采纳先进的国际理念、政策、技术和最佳实践。

研究:自创立以来,国合会开展了上百项研究,与超过一千个中外专家开展了合作,发布了上百项政策建议,建议内容涵盖污染控制、清洁生产、保护生物多样性、能源和环境、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补偿、环境保护的社会影响、绿色供应链以及绿色金融。国合会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合作就其政策建议开展试点工作,包括可持续消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风险管理等。

政策建议:国合会年度政策建议通过生态环境部递送至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为各级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国合会主席由主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担任。国合会的很多政策建议在后续的政策、机构、系统和标准中都有所反映。 自2008年起,国合会中方和外方首席顾问的支持团队都会对中国环境和发展政策以及国合会政策建议的影响进行追踪并发布报告。

活动:除了年会之外,国合会还举办一些列重要活动,2018年的活动包括:中国长沙举办的“创新绿色发展国际圆桌会”,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绿色发展中的性别问题对话,被历史布鲁塞尔举办的全球治理和生态文明圆桌会,以及关于绿色城镇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一带一路”、海洋保护和乡村环境质量提升等主体的特别研讨会。

第六届国合会优先事项:第六届国合会工作于2017年启动,并将持续到2021年。在这一阶段,国合会安排了4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由一名中方联合主席和一名外方联合主席负责,并聚焦以下领域:

  • 全球治理和生态文明
  • 绿色城镇化和环境质量改善
  • 创新和可持续的生产及消费;以及
  • 绿色能源、投资和贸易。

工作组支持开展一系列特别政策研究。此外,国合会也会启动短期应急课题以回应新的问题。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9年会报告

政策研究对话会

开幕: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原院长魏仲加,共同主持政策研究对话。魏仲加表达了对全体人员努力的感谢,刘世锦介绍了特别政策研究的汇报,并邀请参会者评论。

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的角色: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指出多边主义的全球不确定性仍带来挑战,中国承诺在落实气候承诺和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承诺没有变。在政策建议讨论的过程中,王毅强调:一要加速中国经济的去碳化;二要加速能源消费的结构转型;三要深化经济转型、能源转型、环境质量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协同和管理;四要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加强研究和能力建设;五要将气候和环境可持续性作为关键要素纳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六要动员多种来源的多样化的气候资金。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宣传部主任李琳强调,生物多样性健康的全球指标持续下降,《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中国能够与其他各方做出能够在未来几十年转变趋势的“力挽狂澜”的关键决策。她强调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工作可以借鉴甚至复制《巴黎协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功,包括动员非国家主体。相关的特别政策研究建议:中国应努力确保全球的领导人愿意在COP15达成高质量的成果;加速“一带一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绿色化,包括通过2019年“一带一路”峰会上启动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推动相关工作;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更好的纳入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

全球海洋治理和生态文明:国合会成员和专家主任、挪威极地研究所科研主任温特简述了应对海洋污染的措施:加强应对海陆相互作用的联合行动;实施塑料综合生命周期管理以及实施海洋污染预防和控制计划;建立管理海洋污染和塑料的市场机制,包括通过建立多样化的资金机制开展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关于海洋治理政策, 他建议实施更严格的海洋治理要求;打造生态船舶和港口;预测潜在的北极全球贸易对海冰融化的影响;加强教育和培训;以及加强可持续渔业管理。

绿色城镇化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国合会特别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张永生研究员强调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重新定义。他指出这需要对精神文化、环境产品的价值进行评估,而不是仅关注物质生产和消费。在未来还有3亿人将移居城市的预期下,张永生强调绿色交通和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建议通过涉及中国9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0%的人口的、在20个城市群进行的绿色城镇化推动全国的绿色转型。他还强调,高速铁路和数字通讯的发展意味着很多服务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提供,农村地区可以承载农业以外的更多样的经济活动。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和绿色发展机制改革: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梁小萍强调了以下建议:提高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能力并着力应对塑料、化学和有毒污染带来的紧迫挑战;制定“从山顶到大海”的综合流域规划和管理战略;开发基于绩效的生态恢复、责任和投资指标;加强生态补偿的有效性和补偿款来源的多样性;建立“数字长江”平台为全流域关键规划决策提供数据并加强共盈利可追踪性。

2035环境治理的目标和路径:德国联邦环境署Wolfgang Seidel 提出了环境治理的四个主要挑战:很多行业持续的工业化转型;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其他领域的需求;公众意识;以及现有政策与预期目标的一致性。在考虑区域差异的前提下,为了既改善人们生活又保护自然资源,他建议:设置“美丽中国”示范区;使环境和社会政策主流化,并制定工业的绿色评估系统;优化生态环境治理结构;提高公众意识;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法制能力并使民众更好的获得环境正义。

绿色转型和可持续社会治理:瑞典前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罗姆松指出,随着大量人口脱离生存经济水平,中国的消费量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她介绍到,特别政策研究注意到制定有效政策的重要性,并旨在定义绿色消费。她指出目前已有的政策大部分是自愿性的,而市场上可以选择的产品更关注能源效率而不是生态保护。注意到数字转型所提供的机遇,她建议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并制定行为模式绿色转型的国家战略。她建议通过以下方式来促进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产品供应,采用生态标志,并加强认证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开展关于生活模式的运动以提高公众支持;提供市场激励;加强基础能力支撑;以及建立有效的指标体系。

绿色一带一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和亚洲-大洋洲区域中心主任卡布拉基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紧密的联系。在未来几十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将为沿线区域带来资金和专业技术,同时也会带来文化和思想,这将对世界发展及合作的方式产生影响。她指出国际评论对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4月“一带一路”峰会上的讲话表示欢迎,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切和顾虑, 包括标准问题、尊重国家法律和债务问题等。她认为考虑到“一带一路”的巨大体谅,需要建立一个可复制、高质量的模式。她指出可以通过一个协调机制来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能源和气候领域特别政策研究的协同。

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周国梅介绍了“一带一路”特别政策研究的主要建议: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建立绿色“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机制,以政策、规划、标准和技术对劲促进战略对接并落地;构建绿色“一带一路”源头预防机制,以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机制引导绿色投资;建立项目管理机制以鼓励工商业绿色发展;推动民心相通,强化人员交流与能力建设。

工作组主席点评: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对各工作组下取得的成果表示感谢和祝贺。他指出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增长动力”,强调海洋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政策研究对话中提到的其他领域的问题对经济安全和增长都至关重要。关于气候治理,他强调要减缓和适应并重,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提供支持。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他强调与气候行动以及绿色“一带一路”的协同效应。关于海洋治理,他强调海洋污染的陆地来源以及“从山顶到海洋”的流域综合治理。他还强调发展循环经济和基于基线标准的绿色“一带一路”风险评估。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指出,深圳、香港、北京等城市群的发展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他注意到郊区在建设和发展中的贡献有所提升,为了推动绿色建筑工业发展并建立可持续城市,需要新的机制安排。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强调全球人口增长和中产阶级增加给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带来挑战,这需要生产和消费系统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指出这需要可持续的利用陆地和海洋的生物资源,实现“净零”土地利用转换,并发展循环经济。兰博蒂尼还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转向消费带动性经济模式给加强绿色消费带来了契机,包括基于改善健康和其他系统效应。最后,他指出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是一项跨领域的工作。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霍夫曼中心执行主任李永怡强调了绿色基础设施在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性,并指出政府在塑造需求、推动绿色消费需求和循环经济、以及应对粮食和土地利用领域挑战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她指出数字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可以缩短需求链,促使贸易发挥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工具作用,以及实现可持续目标。

在随后的评论环节中,参会者认为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并指出很多协同效应和共同的主体。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作,他们建议建立小规模工作组以完成模型和空间规划的工作,作为制定目标和政策的辅助。对此,魏仲加表示正在讨论情景设计工作。

参会者希望能够对海草床和潮汐平原在海洋治理中的重要角色进行研究,并希望能够讨论如何在中国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示国合会的工作。

在闭幕总结中,刘世锦希望未来的工作聚焦可持续发展的新想法、新观点和新方法。他指出,研究应该聚焦具体的可持续发展转型中的“痛点”。他指出污染控制在过去的讨论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现在绿色消费已经成为国际议程中的一个关键主题。他还强调建立基于创新、资金和绿色产品贸易便利的大型的绿色市场的紧迫性。

平行主题论坛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绿色转型:论坛由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副主席李干杰以及国合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共同主旨。在开幕环节,李干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他介绍了中国为实现绿色转型所做的工作,包括供给侧改革、强制清洁生产审计、污染控制领域快于绝大多数其他政策领域的投入增加、建立开放透明的环境市场。李干杰指出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应该促进技术升级,“十四五”是中国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百年目标的新开始。

索尔海姆强调中国从“高速”发展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巨大的变化。他对“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提出绿色转型的积极理念,包括采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积极表述,强调健康和就业领的协同效应;二是以人为中心设计制定政策并动员政治意愿;三是分享中国的技术和最佳实践,如浙江省水体治理的经验。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强调,中国不会走美国消费的老路,我们会学习北欧节约能源和循环的经验。他指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中国必须解决过去40年快速发展留下的污染问题,包括将绿色城镇化纳入“十四五”规划,加强污染防治第三方管理,以及严格实施环境法。

李干杰主持了聚焦十四五期间中国环境、经济和社会趋势、挑战以及机遇的讨论环节,并首先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科学家刘健与大家分享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的主要结论。注意到全球环境危机的恶化,他强调了环境问题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几乎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同。

刘健建议“十四五”规划鼓励更多植物蛋白消费以代替肉类消费,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以加强中国在国际气候事务中的领导力,实施可持续生产消费。

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强调,在环境治理中要以人为先,不要试图制定适合所有情况的解决方案,对于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系统应该与当地情况相适应,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自愿环保督查。

中国环境规划院院长陆军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尊重已有的国际协定,并基于中国智慧帮助加强相关国际机制。他的建议包括:加强工业结构调整;投资废弃物处理;开展综合污染监测。

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支持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绿色消费和循环经济。他指出澳大利亚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式是提高塑料的优先级、提高对可循环材料的需求,并与工业界加强合作。

国合会特别顾问胡保林强调,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中国仍需要坚持环境保护目标,但他也表示对地方层面的情况表示忧虑。他鼓励公众更好的参与环境事务,包括拓展市民举报污染的渠道。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强调促进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指出该指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所下降。他建议:加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推动绿色城镇化;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供给侧改革;以及建议国际气候合作可以成为加强全球多边机制的催化剂。

中国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主任吴舜泽指出,2020年前中国环境进程可以描述为“稳步提升”,到2030年可以描述为“全面提升”。2020年前的进展十分重要,因为目前的进展仍然不一致。他还建议“十四五”规划聚焦“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

丹麦全球绿色增长论坛原主人杰斯佩森指出中国的落后经济生产力集中在一小部分重污染行业,如钢铁行业,因此这样创造了同时时间产业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的机会。她还希望中国能够取消环境不友好的补贴,加速困难行业亏损企业退市,并强调关注社会福利将有助于实现上述转型。

索尔海姆主持了聚焦中国“十四五”环境、经济和社会趋势、挑战和机遇的环节,他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发言。王一鸣强调了中国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包括规定就业年龄和提高抚养比等。他还指出中国面临最大的环境压力,来自许多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随后压力将开始缓解。

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强调,“绿色经济是创新经济”,但是很多环境挑战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解决。她基于“美丽中国的目标和路径”的特别政策研究提出了四条建议:前瞻性的规划,包括利用情景分析工具;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特别是利用环境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技术和创新;以及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法能力。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指出,虽然工业污染可能已经稳定,但是家庭层面的污染还可能增加。“十四五”规划必须着眼于2035年国家环境发展政策目标和2050年国际气候政策目标。任勇还分享了国务院关于绿色消费的相关工作,指出虽然绿色消费十分重要并且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近年来增长的趋势已经消失。

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环境总司司长莱西强调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应与修订后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目标、化学物质和废弃物管理新机制、海洋治理的新知道原则相一致,上述这些目标和原则都将在未来18个月内定论。他希望开发全球统一的环境经济工具,如绿色债券,并更新环境监测指标体系以满足新的要求,如微塑料和纳米材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主任高世楫强调科技在资源保护中的重要性。他还强调对必需品的需求能够推动创新,他介绍了1980年石油危机之后冰岛和日本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领域的进展。

国合会顾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表示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质量表示担忧,这些省份的煤炭消费量比其他地区高10%。他还指出,中国西部一些省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并且,他希望浙江能够主办国际绿色消费展览以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变。

在讨论中,一位参会者分享了私营部门支持绿色转型的例子,包括利用购买力鼓励供应方绿色行为转变以及建立合作关系以为此提供有利条件。李干杰部长回应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参会者提出如何让企业为其造成的污染付费,李部长强调征收环境税以及中国境内实施的对低于行业标准或为代表企业及省份的惩治和对超额完成目标的奖励措施。在回答一个关于废弃物处理和循环经济的问题时,李部长提到将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并正在起草新的废弃物相关法律法规。他还回答了一个关于可持续商业模式的问题,他强调可持续商业模式十分重要,亟需私营部门资金投入污染治理领域,也呼吁国际伙伴也加入进来。

在总结中,李干杰部长就“十四五”规划又强调了三点:一是作为中国发展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必须着眼长远,需要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二是研发投入十分重要并且要动员私营部门创新并使其研究成果商业化;三是发展规划必须合理,要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要基于扎实的科学研究。他还支持了关于不仅要关注“做什么”更要关注“怎么做”的观点,并指出以往的五年规划中恰恰是这个方面有一些缺陷。

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主持论坛,他介绍论坛的主题,指出卡托维兹的成果反映了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同时他也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仍任重道远,《巴黎协定》下的承诺力度仍有巨大差距。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比其他国家落后,这是“我们的使命”。他还提到,从技术和机制创新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探索的低碳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

联合主席罗姆松提到,在巴黎,中国在协定达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达成一个可靠协定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她还指出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指出2019年对于地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她指出政府间气候委员会和科学界已经敲响了警钟,“我们唯一剩下的机会就是快速采取行动,继续拖延和无动于衷一样糟”。姆苏亚指出中国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是一个每年就要造成5万亿美元损失的公共健康问题。她指出中国推动生态文明的进程显示出低碳的生活方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她还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蓝天,我们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指出气候危机是令人震撼的,且90%的人都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她指出绿色党派正在获得更多的支持,青年活动的合法性也与日俱增。她认为全世界范围内有良好的势头,但是如果将狭隘的商业利益凌驾于对人类共同的未来之上,这一议题也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国合会特别顾问、能源基金会中国总裁邹骥强调,中国在气候治理舞台中有独特的角色。他指出中国可以更积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指出,中国需要以低碳发展投建循环经济、推动消费和生产模式转型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更多的智慧和解决方案。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建议:中国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并找到相应的过渡能源;评估短寿命气候污染物问题;预测制冷相关的减排机会,预计绝大部分的制冷产品生产都在中国;评估泥炭地和草地的固碳作用。

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所长马瑟尔指出中国需要加快行动以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电力部门脱碳方面。他还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企业联盟就技术问题一起工作,也包括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

全球水伙伴主席拜姆森指出有很多理由支持中国在巴黎之后继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他指出绝大多数有效的气候行动都是同时有益于减缓和适应的”。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费舍尔指出,德国和中国都认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息息相关,并且需要通过合作来应对。他指出鉴于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低碳城镇化十分关键。

在讨论中,各方聚焦提高能效的作用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潜力,如泥炭地和草地固碳。

王毅指出,碳价提高能够帮助碳市场更有效的运行。

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潘兴指出到2050年必须要实现全球去碳化,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中国的行动,并且要实现2℃温控目标还有很多任务。他希望中国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更大的国际领导力。

麦克阿瑟基金会Jorgen Thomsen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如将过多的碳固定在土壤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指出,中国需要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融入到所有地区和部门的发展规划当中。

哥伦比亚大学桑德罗鼓励中国在碳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碳捕集和封存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

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总裁巴布那指出中国目前应该思考如何做出贡献,以实现全供应链零毁林,并指出通过木材和橄榄油贸易减少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可以作为中国在CBD COP15产生影响力的契机。

大自然保护协会气候变化主任William McGoldrick指出中国在森林恢复和商业可行性以及现代伐木方面有成功的经验。

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全球愿景: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和国合会特别顾问、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共同主持了论坛。兰博蒂尼指出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关注日益提高,在最近几年形成了像气候变化一样的态势。石井菜穗子强调实施和切实行动对于应对粮食和土地可持续问题的重要性。

在主题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生态文明的环节, 国合会委员汉森做了主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在应对生物多样问题中取得的一些进展,并呼吁为实现中国的生态文明而采取进一步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行动措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王莉介绍了中国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制定进展,包括制定生计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和针对破坏自然的公益诉讼等。她提到了江苏和青海省两项具体的针对非法捕鱼的法律。

在讨论中,大自然保护基金会的Jack Hurd指出中国的生态红线政策可以为其他生态敏感地区的保护工作提供借鉴,他还指出在使保护工作纳入其他议程的工作中仍有一些资金缺口。

阿里巴巴基金会的李珊介绍了“蚂蚁森林”,这是一个移动应用,它能够使数亿移动设备使用者通过环境友好行为来获得积分,并利用这些积分支持在中国北方沙漠地区植树或在自然保护区保护物种。

亚洲开发银行张庆丰强调在长江经济带流域保护中自然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

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指出了一些挑战:爱知目标的实施缺少真正的政府行动支持;贫穷地区资源过度开采;生物多样性现状研究缺乏;以及中国自然保护区分布不均。他建议:将生物多样性议题在联合国系统中的重要性提升至与气候变化相当的水平;敦促发达国家做出更多贡献;以及为保护行动制定补偿机制。

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强调在公众自愿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基础上振兴“社会理念”的重要性,他以西藏地区强大的宗教力量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起到的作用。

清华大学杨锐呼吁将自然保护目标主流化,包括逐步推动具体的生态法律与法规制定;将自然保护进展纳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制定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以定量评估保护区的价值;通过国合会与教育部的合作将自然保护纳入义务教育。

来自地球客户的Dimitri de Boe鼓励向普通民众开放生态红线信息平台,使其能够参与对可能的违反行为的检测和报告。

在“2020年共同目标新征程”环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做了主旨发言,回顾了包括哥斯达黎加减少毁林、中国推动生态文明方面的工作。她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新的经济模式奠定基础,并展示了中国在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力。

生态环境部崔书红指出,注意到IPBES全球评估报告中描述的历史性挑战,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方愿意与其他各方一道在2030年之前实现自然损失情况的根本性扭转。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Alexander Shestakov介绍了目前为止关于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商情况,包括区域磋商的进展、提案的整合以及沙姆沙伊赫-昆明自然行动议程。

中国科学院魏辅文指出,作为生态学者,他认为应通过加强人与自然的统一推动生态文明见啥,遵循中国道家理论,并进一步建议实施到2050年保护地球50%的目标。

法国生态和转型部Olivier Robinet分享了法国对COP15成功的期待,呼吁采用新的方式使全球目标能够落实到每个人,各国政府在COP15之前做出承诺以提升势头,并使各种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特别是工商界和地方政府。

在随后的讨论中,《生物多样性公约》不限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阿弗尔强调,国合会在促进讨论、创新和信息共享,跨公约交流以及促进亚洲地区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合会委员、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南川秀树介绍了日本的创新行动,包括设置了离岸海床自然保护区,以及一个成功的基于社区的、展示农业与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的冠毛朱鹭和谐共生的案例。

国合会特别顾问、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沃格雷强调,可持续景观管理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中的重要性。

来自Yellowstone to Yukon Conservation Initiative的Harvey Locke列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城市、农场、公地和大面积野地可持续土地利用的共同战略。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总裁怀特比较了《巴黎协定》机制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呼吁探索商业解决方案并成立类似的联盟和行动承诺框架。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主任吴宁分享了关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观点,指出大多数国家都应在评估和实施国家自主目标方面提高能力。他还希望科学界能够为政府提出更多的政策建议以有效的促进行动。

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经理彭奎提醒参会者,偏远和贫穷地区通常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脆弱的地区,并呼吁非政府组织开展更多基于社区的保护行动以作为法律法规和保护区的补充。

在闭幕环节, 石井菜穗子展示了人类活动带来的挑战,并呼吁各方制定及时的、可行的计划来应对。兰博蒂尼重申2020年昆明COP15的成功对于改变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重要性,并强调保护自然在不同层面已经开始主流化,包括工商业和社会承诺。

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合会秘书长赵英民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共同主持了本论坛。

论坛涉及三个主题:船运的环境影响、海洋塑料污染防治以及通过可持续渔业发展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

关于船运行业的环境影响,赵英民副部长强调了海洋在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并介绍了中国在政策法规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修订海洋法和制定针对海岸带污染的新法规、重点地区保护和恢复进展、国家监测系统开发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和教育。提及生态环境部关于海洋的新职能,赵英民副部长表示有信心确保加强陆地和海洋的协同管理。

苏纪兰强调中国经快速发展与海洋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强调要重视海洋生态系统。关于渔业,他指出过度捕鱼和栖息地丧失的问题。关于塑料污染,他指出鱼类高比例消化微塑料的问题,以及在不断增加的塑料消费情景下令人忧虑的未来,还包括塑料在海洋环境中的缓慢降解。

在开幕致辞中,挪威极地研究所科研主任温特指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均与海洋有关。他呼吁基于成功的地方行动制定更有力度的全球目标。

厦门大学教授戴民汉关注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及新的行动模式需求。“是海洋使地球成为宜居地”,而目前海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开发,他强调开展长期监测、开发系统性方法学、陆地海洋统筹管理和区域协调。他还指出蓝色经济的潜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梁小萍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开展的海洋健康和可持续蓝色经济行动计划。她聚焦提高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可持续旅游和渔业、海岸带保护和恢复、减少塑料污染以及可持续海岸基础设施开发。她还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的海洋融资倡议,其目标包括在今后五年内投资50亿美元。.

中国海洋安全管理局张琨琨介绍了船运行业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指出相对于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来说,航船排放的温室气体水平较低。他指出行业面临的挑战包括:水运需求的不断增加、有限的节能潜力和新的替代燃料。他还讲到了国际海事组织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以及中国改善能效的进展,特别是新船能效。

在保护海洋、向塑料污染宣战环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公室主任Dechen Tsering介绍了2019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关于海洋垃圾的成果,指出超过79%的塑料最终进入海洋,现在微塑料也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了。他介绍了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减少塑料倡议,回顾了2050年无废目标,呼吁在资源消费过程中推动变个性的改变。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王菊英在讨论应对海洋塑料污染的进展和挑战时提到全球仅有9%的塑料被循环利用。她还指出,虽然由于工具和方法不同,数据的可比性存在问题,中国垃圾焚烧和回收率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都较高,她希望推动一个整体性的计划和合作来应对广泛、长期和跨界的挑战。

麦克阿瑟基金会项目主任Sonja Wegge指出全部塑料制品中只有2%经过循环利用成为具有较高价值的塑料制品,每年95%的塑料材料价值都损失掉了。为此,她希望推动新的塑料经济,动员系统中所有相关接受循环理念。他提高了一些行动倡议,如IUCN和UNEP共同组织的“全球承诺”以及现在已纳入行业20%、400个签约方和16个政府的“塑料协定”。

在随后的评论中,沃尔玛公司高级副总裁菲丽普指出公众对于塑料环境成本日益增加的关切促使沃尔玛应对这一问题。在已采取的诸多行动中,她列举了淘汰塑料袋、初次塑料足迹评估、与供应商协作减少非必要的塑料包装以及循环相关的标识等。她说关于塑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沃尔玛制定了到2025年之前实现完全可循环的目标,我们也准备好在中国开展工作来应对这一问题。

可口可乐中国副总裁张建弢提到可口可乐希望在“无废”的未来中成为市场领导者,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100%可循环。他还介绍了可口可乐用用的基于植物的塑料瓶子以及其他35项包装专利,并向参会者展示了用可口可乐聚酯瓶循环制成的背包和围巾。

戴尔科技大中华区政府事务副总裁周兵指出戴尔电脑采用了循环塑料材料,并且用竹子和其他可降解、可循环的材料替代了塑料包装,这些都是其向塑料宣战的行动。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张建宇、杭州市副市长胡伟以及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万霖发布了“绿动全城、源头减塑”倡议,推动发展绿色物流,建设美丽中国。

杭州市副市长胡伟介绍了杭州保护环境的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引下杭州成为全国首个生态城市,并且杭州也是“电商之城”。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万霖介绍了先进的电子商务和绿色物流方面的工作,包括与塑料材料循环相关的内容。

在通过可持续渔业管理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环节,中国水产协会秘书长崔利锋介绍了中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他指出中国渔业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有丰富的多样性,在水产养殖中引领作用,他还列举了中国近期通过的多种措施,包括更好的控制捕获物种、强化的工具、非法捕鱼控制和流域分类以及海洋保护和栖息地修复。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童加朝介绍了当地可持续渔业发展情况。他认为应对渔业产出下降的方法主要是应对非法水产养殖、加强海运船只安全以及保护重点渔业地区和幼鱼。

橡树基金会环境项目主任Leonardo Lacerda 赞赏中国停止进口垃圾的决定,他认为这改变了关于废弃物和垃圾的讨论。他欢迎中国制裁非法捕鱼行为及其对远洋渔队的关注,他建议中国加入全球渔业观察以检测进入非法区域的渔船。关于水产养殖,他反对过多的蛋白质消费而导致更少的粮食生产,并举例秘鲁最大的水产养殖场为猪生产饲料。

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代表Sze Ping Lo 介绍了其在中国开展的可持续海洋食品认证工作,这可以成为一种提高海洋资源可持续性和提高公众意识的方法。

美国环保基金会Jake Krizter强调渔业管理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他呼吁提出更多的科学渔业方案,包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评估受影响物种的工具、更好的理解食物网结构。他还呼吁不应再停留在单一物种管理战略上,应该更好的去定义保护区。他还强调监测技术创新、更好的追踪工具以及试点项目的重要作用。

在总结中,赵英民副部长和苏纪兰院士肯定了中国在海洋管理领域的进步,但是也指出鉴于塑料污染的严重程度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复合影响,失败的风险仍然很高。他们希望继续推动机制发展、制定法律法规、并在不同的政府层面实施、开展河口中国管理、监测和监管以及提高公众意识。

 “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斯蒂尔主持了论坛。

在开幕环节,刘世锦指出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社会转型,形成了全国范围内人口的主要运动。他强调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数字技术使得电子办公的可行性增强,而一个相反的趋势,高速铁路使得参加另外一个城市会议变得更加频繁。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是绿色的,因为无法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锁定将带来高昂的替代成本。

斯蒂尔强调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到2030年将新增25亿,大多在东亚和非洲。他欢迎中国在城市的投资将带来的可持续性,正如中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绿色城镇化试点所示。他强调投资者在决定实施项目之前应该评估如何使城市尽可能的紧凑、如何优化交通网络、如何建造绿色建筑、以及如何减少城市的碳足迹。

在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管理经验分享环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做了主旨发言并强调绿色城镇化是最有效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他指出需要提高“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所有机构的能力,“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非常多样化,需要对每个国家都有深入的理解。他强调在投资项目之前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2019年4月启动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将加速全球可持续发展。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和亚洲-大洋洲区域中心主任卡布拉基希望中国能够支持“一带一路”伙伴落实最佳实践,特别是关系到生物多样性安全方面。她指出中国在绿色城镇化方面有领先的能力,并且作为“一带一路”的伙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于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合作一道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充满信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小江强调,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分享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他指出中国的土地利用政策使得中国的居住区极其紧凑,带来心理健康方面的压力,同时也带来火灾隐患。

“一带一路”专家委员会成员柯毅斌提出在国家、多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间采用“共享城镇化”的方式,他成为“共同现代化”,他认为这可以替代传统的现代化的竞争模式。他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为“共同现代化”做出贡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Balasz Horvath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体量及其长期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了协同效应。他呼吁基于过去的经验并考虑为了可以预见的风险,如气候变化,制定一致的政策。他呼吁量化NDC目标并利用市场工具,如减少化石能源补贴、设定碳价等,创造5万亿美元的收入。他还指出避免市场失败需要法规,“一带一路”倡议应促进合作国家法规的协同。

在随后的讨论中,参会者指出:中亚城市规划涉及到很多中国投资,但并不绿色;受援国需要为如何使用“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负责;中国的高楼大厦与自然并不和谐。

在环境治理和绿色城市环节中,杭州副市长胡伟介绍杭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他介绍了杭州目前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强IT产业和智慧经济的进展。他还强调杭州重视“绿色生活”为市民带来的好处:杭州一直追求蓝天和清澈的水体,未来,所有居民都能够在500米内到达地铁站。他指出90%的公交车是电动车,杭州已经大幅减少了可吸入颗粒物重度污染天数。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做了主旨发言,指出中国作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成员,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拉卡梅拉指出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国发电量26%。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预测显示为了与巴黎目标相一致,全球建筑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需要从目前的36%增长到2050年的81%。他呼吁“一带一路”倡议加强行业规则制定以促进绿色城镇革命。

荷兰环境评估委员会主席莫马斯指出目前一些国家正在探索建造紧凑型的城市环境,更多的以自然为依托,而不是继续建造高楼。他指出欧洲和中国三角洲地区的污染问题有一定的共性:应该给合流更多的贡献并在其流域范围内实施工业去碳化。

周国梅,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指出,中国有杭州、深圳等这样的成功案例,十六省份开展了生态友好活动以帮助城市应对雾霾。她强调绿色“一带一路”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支持绿色城镇化和实现建筑行业高水平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她指出巴基斯坦已经表达出借鉴深圳在交通共享轨道和多样化交通布局方面的成功经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张永生指出,过去,城市为工业提供便利,但是未来的城市将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城市可以采用更绿色的组织方式。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广中国的模式,各方都有互相学习的空间。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共同繁荣未来的创新工具。

大自然保护基金会的莫斯利指出城市治理者在投资基于自然的城市系统方面仍有犹豫,除非投资回报率可以比传统方式更高。莫斯利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在加强可持续方面更加积极:在缅甸,中国在仰光投资了一个新城,不应复制中国过去30-40年出现的问题。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的经验。

在随后的讨论中,参会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仔细思考:如何在较弱的治理能力下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改变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并应对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在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创新和实践环节, 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对外事务总监奥云做了主旨发言,她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潜力去帮助世界避免错误的基础设施选择,避免我们被锁定在一条与巴黎协定不一致道路上,当然也包括最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联合国协调员罗世礼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是可持续发函目标的促进器,可以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问题。他希望有更多的数据能够告诉大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及其融资过程中的绿色标准。他强调合作国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李永怡强调需要新的方式去管理贫困地区,她强调需要与“一带一路”国家密切合作应对能源强度显著升高的问题,并强调在成本收益分析中考虑自然基础设施作为保险政策以应对未来风险的重要性。

以色列环境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副司长科恩提出了绿色“一带一路”发展框架,包括“一带一路”项目绿色认证体系。她还介绍了更的细致的框架设计,以通过密切的合作鼓励绿色创新,基于一个以色列公私合作创新模式的传统工业和政府孵化企业的案例。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易和转让中心(深圳)主任孙敬锋指出深圳在过去40年快速发展并保护了环境,他指出关键的办法是推广环境友好技术以降低成本。

国际资金论坛孙毅霆指出资金更多的需要聚焦中长期发展目标。他也指出仍然需要政府资金支持绿色和低碳部门。他指出由于一带一路很多地方政府非常贫穷,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需要的提高。

在讨论中,参会者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乡村公路是低风险的投资;在一些地区城市形式正在向传统的形式改变。

在闭幕中,刘世锦回顾了一些关键的观点:绿色发展的同时要应对不平等问题;确保合作国能够学习中国的经验,特别是高层建筑方面;合作国需要意识到有新的技术手段能够跃进的解决某些问题。

斯蒂尔在闭幕致辞中指出理解一带一路国家治理能力和包容发展非常重要,中国有发展自然基础设施的潜力,需要更高质量的数据支撑好的投资。他强调化石能源基础设施锁定将影响《巴黎协定》实施。

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和中国可持续发展商会秘书长翟齐共同主持了论坛,论坛分为两个部分。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总裁怀特为绿色、低碳和共同发展环节开幕,他强调需要聚焦人类也需要聚焦自然,对于工商业来说应该聚焦系统转型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他介绍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工作,包括推动太阳能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应对海洋塑料废弃物的联盟。注意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没能够实现,他认为2020年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是达成强有力政策成果的良好契机。他强调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推动了“工商业自然联盟”,试图在昆明制造一个“巴黎时刻”。他强调我们需要企业,包括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更多的关心风险管理并展示一定的领导力,因为当今前十大全球风险的绝大多数都与环境相关。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王天义介绍了中国“无废城市”的实施可能性,他指出以温哥华为例,城市可以在10年之间将其垃圾总量减少50%。他列举了“无废城市”的三个目标:填埋最小化、废弃物再利用最大化、以及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对于很多中国城市来说,这样的项目将是一个百年项目,需要长期战略和短期战术。他敦促与会者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

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沃格雷展示了为了推动系统性变革而进行的PPP案例。世界经济论坛在201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之前召集那些“行动困难”行业的代表,包括船运、建筑、铝生产等,希望能够有60-70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能够承诺答复减排温室气体。关于毁林,他介绍了热带雨林联盟在减少棕榈树、大豆、牛肉、纸浆和纸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方面的工作。关于循环经济,他介绍了与荷兰皇家飞利浦共同推动的一个拥有60个企业领导人的平台。

国合会特别顾问、中国通用技术药物和医疗部总经理林昆介绍了环境退化的健康影响,包括空气污染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她指出虽然关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都有所提升,但民众仍然缺少环境与健康相关的信息。

国合会特别顾问、戈登与贝蒂-摩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卡斯蒂尔加指出虽然绿色革命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随之而来的成本也非常巨大,包括农用化学品的影响和大型农业投资的能源消耗。他认为由于缺少对严峻影响的关注,以致于我们采取了部门方法而非系统性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建议可以利用真实成本核算以及外部性定价的方式找到出路。

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项目全球倡议主任Jean-Paul Paddack指出工商业排放中国近一半的温室气体,因此中国的工商业是解决问题一部分。他分享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包括使商业领袖成为气候领袖的气候拯救计划。

英国石油公司中国商业合作与发展主任梁一松指出世界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满足能源需求,另一方面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介绍了BP开展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包括为技术进步基金会捐资1亿美元、投资大型光伏公司、管理13家美国风电场以及投资电动汽车。

在随后的讨论中,王天义强调企业的行动应该兼顾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其他发言人敦促政府为企业的环境友好行动提供激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Stephan Sicars建议企业考虑在哪里可以发挥其最大的影响。

翟齐介绍了第二个环节的主题: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循环经济和系统创新。

张介绍了其公司开展的“e文化”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环境可持续性,最初由新疆可持续性会议提出。她指出该企业聚焦儿童教育,用“生态-移动”汽车通过玩具把环境教育带给郊区地区的儿童,项目得到了中电集团的支持。她指出企业在追求可持续性的同时应保证盈利。

印第纺织Félix Poza Peña介绍了其公司的可持续性项目,他们开展了很多活动,包括纤维再利用和减少水和能源消耗。他介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生态-效率”成功介绍了30%的水资源消费和20%的能源消费。他还介绍了其公司与化工行业合作开展的通过分类系统识别和鼓励淘汰有毒化学品的行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Sicars指出3种基于陆地的情况会影响海洋塑料的情形:缺少塑料收集、向河流倾倒垃圾、较差的垃圾填埋管理。他指出,大约有40%的塑料垃圾是商品包装,这可以通过循环经济手段减少或者重复利用以解决问题,这其中也需要对消费者减少包装意识的培养。

国合会特别顾问、可持续贸易倡议主任Lizbeth Jespersen指出全球化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想要的商品,如茶和巧克力这些原产地和消费低相距遥远的商品。她建议采取行动使贸易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力争在中国“领跑”。

国合会特别顾问、德国环境部联合国和发展中国家合作部主任康提思指出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为低碳、包容、环境友好的发展提供了路线图。他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作为一些企业重要的参考,但是许多国家并不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轨道上。他鼓励政府制定正确的激励措施促进循环经济和新商业模式,对于更多的企业和银行家来说把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风险纳入决策过程。他强调需要通过多边机制找到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的有效方式,并加强合作并复制最佳实践。

中国帝斯曼总裁蒋维明介绍了其公司在减少固体废弃物和海洋污染物、减少有毒化学品方面的成就,包括制造100%可循环的地毯、在东南亚地区再利用渔网生产冲浪板以及从之物语和农业废弃物中提炼油漆。

威立雅中国黄晓军-介绍了一些企业的优良实践,包括参与减少塑料废弃物联盟、支持追踪法国河流船只废弃物的科学研究以及在中国浙江省安吉县建立塑料循环工厂。

沙特阿拉伯基础工业Sreepadaraj Karanam介绍了其公司加强混合塑料作为原料再利用的工作。

在后续讨论中,参会者强调企业行动需超越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的要求,促进工商界和制造业转型进程。张指出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仅对政府补贴感兴趣而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她强调“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利益”,而利益也影视中期或者长期的尺度上的。

参会者继续讨论在更大范围内思考的可行性,而非简单的用一种有害程度较低的产品替代一种更加有害的产品。他们认为,例如邮购商业增长使得“送奶人原则”可以实施,即公司寄送包裹的时候可以回收包装,如果循环利用的话,可以更加可持续和有吸引力。他们在总结中指出目前的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局限于城市,应该可以在景观尺度上实施。

年会开幕式

星期一上午,国合会执行副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致开幕词,他对参会者感兴趣并支持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表示感谢,他指出这是国合会28年历史中第三次在北京之外的地点举办年会,之所以选择杭州也正是因为中国希望与各方分享浙江省的优良实践。

浙江省生长袁家军指出,国合会在中国与全球的环境和发展方面有巨大的影响,浙江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3种主要方式:找到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方案,特别是通过扩大生态旅游业来落实;到2020年使80%的城市成为合格的清洁空气示范区;通过国合会等平台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并学习先进经验。

国合会副主席、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挪威特使赫尔格森呼吁各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鼓励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升级、淘汰化石能源并加强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采购相关工作。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有潜力触发大规模的绿色发展。

李干杰部长介绍了 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近期取得的成绩,包括:完成了省级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机构调整、加强海岸带和流域环境管理、持续应对空气污染、鼓励私营部门为绿色发展提供动力。他指出,经验显示生态系统保护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推进力,并承诺继续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加强污染物防控,并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做好准备。

国合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对中国在应用绿色技术方面的成绩表示赞赏,他指出中国的一些良好实践,特别是在清洁和恢复河道方面,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却值得在国际范围内推广。索尔海姆观察到中国国内的绿色发展进程要快于其在“一带一路”中的行动,他强调后者要尽快赶上来。他还建议“一带一路”可以为复兴全球多边机制做贡献,呼吁各方积极参与并加强贸易,而不是减少贸易,以支持环境领域的工作。

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挑战,所有国家、城市或者个人都无法隔离出来,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选择。他呼吁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契机。解振华还强调,目前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仍有巨大差距。他呼吁各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承诺,并重申中国将毫不动摇的支持多边主义。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介绍了杭州基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为构建自然和谐城市而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包括提高城市范围内水资源质量、强化城市范围内垃圾分类系统、淘汰高污染汽车和重工业、在城市内构建自然通道、鼓励自行车出行和共享经济以及提高空气质量。

全会 I

介绍国会关注问题报告:国合会副主席解振华主持本会议,他首先请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院原院长魏仲加介绍了国合会关注问题报告。魏仲加着重介绍了中国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利用大数据和数字科技开展环境监测、实施“生态红线”政策以限定环境退化以及准备国家碳排放交易机制。他指出中国在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时期承诺推动绿色发展是特别重要的,国际货币组织最近发布的研究预测显示70%的全球经济有下行风险,由于对竞争力的错位担忧,历史上这些时期都会出现对环境保护支持的减弱。聚焦高质量经济发展是十分有效的,并且这更突显了考虑GDP之外的发展指标的紧迫性。魏仲加指出除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气候创新之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不能达到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他还强调中国可以通过推广创新和最佳实践扭转这一趋势。

他介绍了国合会关注问题报告中三个主要的问题,分别是:加强性别平等是正确和明智的;应对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挑战需要能够有效应对多重优先事项的综合协调的方法,例如通过有力的战略如可持续粮食系统、循环经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以及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动绿色采购和“债务交换自然”以展示中国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所做的准备。魏仲加最后指出,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合会任重道远。他指出世界热衷于学习中国经验,并强调应建立更好的信息分享机制以促进这些学习。

介绍国合会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向参会者介绍了国合会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内容,他首先提出希望能就绿色发展的定义达成共识,即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是使传统污染行业面临的挑战的竞争力,是绿色消费的驱动力。他重点介绍了以下8个建议:

  • 把握促进绿色消费的历史机遇,推动绿色转型;
  • 适应数字时代新变化,探索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新模式;
  • 制定长江经济带中长期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推动生态补偿融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 深化协同管理,应对气候变化;
  • 积极推广重大环境领域创新技术和制度设计;
  •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地位,树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
  • 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强化中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
  • 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打造全球生态文明和绿色命运共同体。

在介绍这些建议时,刘世锦强调我们需要开展促进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活动、需要重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通过控制煤炭利用减少空气污染、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完善顶层设计、建立生态补偿系统并确保绿色“一带一路”发展。

讨论: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指出世界正在经历能源革命,市场价格正在推动能源部门转型。他进一步解释道,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国家必须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完成其能源系统转型。他指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而是彻底淘汰化石能源,这样才能实现我们需要的剧烈的变化。

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潘兴在探讨创新机制设计时建议关注海洋和陆地的联系,因为绝大部分的海洋污染来自陆地。关于海洋管理,他建议关注海洋问题的综合性特征以及对综合管理政策的需求。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他指出港口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且亟需绿色化,这项工作可以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

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环境总司司长莱西在谈到气候行动时指出制定长期行动框架对于到2050年确保可持续发展是必须的。他指出这项工作需要部门间的协调,并建议设计一系列指标以衡量环境绩效,这些指标不应仅是CO2。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对建议中突出了绿色消费的内容表示欢迎。她指出生态文明理念可以为绿色消费模式提供指导性的目标,并建议政策建议报告中通过讨论粮食系统和农产品供应链来深化这一内容。

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斯蒂尔建议中国通过与欧洲合作在零毁林供应链方面发挥领导力。他还建议搭建平台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就中国对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所进行的投资展开真诚开放的对话,并建议国合会国际委员应协助这项工作。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指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需求足迹“巨大,如何实现五大商品供应链“零毁林“需要思考,五大商品包括牛肉、大豆、棕榈油、橡胶、纸浆和纸制品。他建议关于可持续消费的建议进一步聚焦塑料污染,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建议可以基于本次会议的内容进一步细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Stephan Sicars强调中国促进绿色发展并与“一带一路”国家分享经验至关重要。

哈佛大学环境科学教授麦克尔罗伊列举了目前发展可再生能源存在的问题,包括华北地区太阳能减产,电池和电动车生产和材料处理工作中的潜在污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水泥和钢铁生产的污染等。他呼吁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展联合研究 。

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高级代表伊纳莫夫对中国抗击污染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霍夫曼中心主任李永怡指出贸易和数字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关于绿色消费,她指出为了产生大规模的转型,还需要以更系统化的方式来推动这项工作,并识别优先部门。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梁小萍指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包容的发展,要考虑依赖高碳行业的贫困人口。

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胡保林指出中国需要系统性的思维,考虑协同效应并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采取整体性的方案。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宣传部主任李琳建议中国作为牵头国应在201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峰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行动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自然工作的协同。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的主席国,中国应将绿色外交和自然保护工作提高到国家元首层级,并为“一带一路”国家的保护工作提供能力建设,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划定生态红线。

赫尔格森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必须可再生能源优先以避免新的煤炭投资。为此,他建议国合会鼓励国资委将绿色指标纳入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他还指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可以将环境和气候风险纳入考虑,这也将大大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联合国中国驻地协调员罗世礼对讨论进行了总结,强调了数据可获得性以及“一带一路”数据开放性的重要性,提出加强基于市场的碳价手段以削减补贴,并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一支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标准。

全会 II

平行主题论坛报告:赫尔格森主持了会议,6个平行主题论坛汇报了前一天讨论的总结情况。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介绍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绿色转型”论坛的关键信息:环境问题作为内生因素将限制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工业发展压力将下降,但是整体的资源压力将持续增加;中国抗击污染的优良实践应继续巩固并立法;评估政策有效性十分重要;必须在环境保护中考虑性别问题;以及学习总结以往五年规划的经验和不足。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汇报了“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论坛情况,她指出在讨论中参会者呼吁在“十四五”期间设置碳总量目标,各方对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发挥领导力十分支持,指出中国需使其国家自主贡献与“十四五”规划以及基于深度去碳化进程制定的本世纪中叶战略相一致。韩佩东提到,参会者呼吁“一带一路”倡议应与《巴黎协定》目标相一致,应放弃煤电,推动被投资国快速去碳化。

国合会委员汉森汇报了“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全球愿景”论坛的情况,他指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将成为世界走向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转折点。他介绍了中国正在开展的创新性工作,包括,例如中国生态红线政策,以及向高度依赖自然系统的当地居民学习经验的相关工作等。

挪威极地研究所科研主任温特汇报了“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论坛的情况,他指出“海洋健康和蓝色经济”是开展行动的总体框架,海洋与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且海洋与陆地问题也有很多关联,海洋管理需要基于科学和支持,鉴于海洋是动态的,应避免在海洋工作领域进行长期静态管理,海洋应被列为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并列的三大全球挑战。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和亚洲-大洋洲区域中心主任卡布拉基报告了“‘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论坛的情况,他指出应采用合适方法研究中国的城镇化和可持续能源发展轨迹,并与其他国家分享。她注意到对于绿色金融机制和模式的需求,特别是“一带一路”项目融资,这些融资应该是公开和平等的。

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汇报了“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论坛的情况,她指出可持续实性是竞争优势而不是负担。虽然国际合作十分重要,但是对于那些在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力求生存的人来说“国家主义”的兴起阻碍了道路。她对政府只关注私营部门的投资数额和纳税额而不是投资质量表示担忧。她介绍了论坛中形成的提议,包括建议政府采用绿色、平衡的打分卡以衡量企业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努力,建议采用真实成本核算这种更可持续的指标为企业提供指导,使用碳市场在内的市场机制,与跨界联盟合作。她强调跨国公司在棕榈油等产品生产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贸易可能产生好的也可能产生坏的环境影响,因此需要加强治理以使得贸易成为环境的积极驱动因素。

讨论:莱西指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提供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支持低碳和气候韧性项目,并在运营中规避相关风险。他建议就中国海外投资的气候相关评估开展研究,以披露环境和天气相关的风险。他还认为需要制定新的分类以表转化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这将为中国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及气候、生物多样性、海洋和健康行动提供支持。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拉卡梅拉指出中国在全球能源系统转型中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是太阳能技术全球主要的生产者。他希望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应该制定“无碳政策”,并希望这能够在国合会会议总结中有所反映。

国合会委员、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王天义呼吁开展关于无废城市的特别政策研究,指出他的机构计划建立一个相关主题的研究所,并提到PPP模式在废弃物处理工作中有很大价值。

兰博蒂尼对主题论坛丰富的内容表示欢迎,他强调为了应对相当规模和紧迫的挑战,国家必须有相应水平的雄心,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和制定可以测量的目标。注意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仍然是彼此鼓励的,他建议用“自然”一词建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等概念的联系。

能源基金会创始人和名誉首席执行官海茨指出,欧洲和加利福尼亚都是很好的例子,既实现了经济增长也成功保证了环境质量。他对中国在拥有蓝天的同时拥抱繁荣、低碳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全会 III

讨论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潘兴认为不应以双边或多边合作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他指出越来越多的相关方通过“小多边 ”的方式就共同的兴趣开展合作,例如电动汽车、话费和其他制造业产品。他建议,取代统一的治理模式,“小多边”可以成为我们构建联盟的方式。

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指出,对于化学品的有效管理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十分重要。她指出关于化学品的建议可以在长江经济带相关特别政策研究报告中体现,或者作为一个综合性问题体现。她强调公共健康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建议在文件中突显。关于绿色消费和绿色转型,她还建议突出绿色采购,并建议削减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以色列环境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副司长科恩建议,为了在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中使环境保护问题主流化的,我们应该更注重管理自然资源的机制框架。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她建议应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平台,指出这也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科技创新。

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建议高质量发展应关注将环境要素纳入所有公共政策。他强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私营部门参与的重要性。

莱西提到了新成立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雄心联盟”,他指出监测新型污染物十分重要,如微塑料和纳米材料。他认为这在如中国这样的新化学品生产前线国家中更加重要,他还强调需要推动塑料材料创新削减其毒性并增加其可循环性,例如此前的铝罐改良。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总裁怀特指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且还有一系列的协同效应,2020年是协同气候和自然保护的重要机遇。

瑞典前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罗姆松指出虽然有所涉及但本次会议对化学品的讨论仍显不足。她建议国合会报告关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问题并强调行动的紧迫性。

中国工业节能和清洁生产协会会长、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王小康指出工商界需要更多的关注。他认为工商界面临评估资金和技术的挑战,强调中国的企业仍落后与其国际竞争者。缺少工商业的更好参与,更高的气候行动力度很难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不限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阿弗尔建议持续推动将国际公约纳入国家政策框架。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表示赞赏,指出联盟为通过南南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提供了机遇。她建议在政策建议草案中附上联系信息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行动交流。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建议报告中应该细化不同领域的碳排放目标,指出交通和建筑需要不同的标准。他建议突显绿色交通作为控制城市污染的手段。

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斯蒂尔在总结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透明,并且倡议有可能对于世界发展来说具有真正的转型意义。他建议以“方案”的方式投资“一带一路”国家,而不是基于“项目”。他建议在国际和国家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加强能力建设。

实地考察: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星期二,代表们参加了赴浙江省安吉县的实地考察,了解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代表们参观了习近平主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诞生地,并听取了当地官员关于当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介绍。

大竹园示范村:上午,参会代表们首先来到了大竹园村。大竹园村是“美丽乡村”示范村,属于安吉县灵峰区,共564户居民,人口超过2000,人均年收入超过4700美元。大竹园村努力打造富有乡情的美丽环境以及瓶颈的生活环境,以吸引旅游者振兴地方经济。

代表们在考察中观看了一系列活动展示,包括一个雕刻家和当地学生制造泥塑;传统竹器带来的音乐演奏,模仿农民走路、蛙鸣、下雨、牛铃、鸟鸣、流水等声音;当地茶园发展,近年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除了是“美丽乡村”示范之外,大竹园村的农户还参与由当地妇联组织的“美丽家庭”评比。各个家庭都力争通过参与本地文化活动、经济活动、读书等知识探索活动、道德示范等获得五星评价。村活动中心的一块公告板上列出了村民责任,包括保持文化传统、照顾土地和财产、停止非法捕鱼以及垃圾分类。大竹园村实地考察还包括:旨在使更多村民使用现代卫生设施的“厕所革命”的成效;竹子和乡村环境的融合;净化污染溪流并使其为村子提供饮水; 十年前的排水沟现在成为被丰富植被包围的湿地;以及当地企业家如何成功开办旅游民宿。

余村:随后代表们来到了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的余村,这里有280个农户,人口1045人。在中国绿色转型背景下,余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这里讲到“清澈的河流和青翠的大山是无价的资产”。这些话就是“两山理论”的起源。当时,由于作为地方经济支柱的大型矿山和企业关停,余村正在面临经济和环境挑战。以环境保护支撑经济发展的理念是为了鼓励地方官员探索绿色发展模式,即后来使安吉县成为可持续乡村典范、以生态旅游而非重工业作为经济支柱的模式。因此,周围的景观逐渐从布满工业设施的地块,包括矿山和一个水泥厂,变回了平静的农田和农家。代表们参观了关于这段历史的纪念碑以及包括其他照片和文本的户外展览。大竹园村和余村只是浙江省2万余个“千万工程”乡村的两个案例。在考察后,代表们认为这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但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复制成功经验将面临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挑战。

工作午餐:实地考察结束后,代表们来到安吉大年初一会议中心享用工作午餐。国合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主持午餐会。他指出安吉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也是“两山理论”鲜活的例证。浙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表现最好的省份之一,全国可持续城市前十名中就有五个浙江城市。他对安吉快速转型以及促进绿色就业的成绩表示赞赏,特别是服务业和旅游业方面。索尔海姆认为旅游业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他强调中国很快将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输出国和输入国,旅游业生态友好型发展十分重要。

杭州市委副书记钱三雄对参会代表表示欢迎,他介绍杭州的面积达到5880平方前民,总人口超过3百万,目前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平衡。他指出,作为中国“美丽乡村”工程实施的引领者,杭州目前正继续通过抗击空气污染和发展有机产品推动可持续发展。他希望与全球伙伴分享杭州加强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介绍了中国乡村发展的现状,包括成绩和不足。他提到,一方面,1978到2018年期间,贫困人口数量从7.7亿人减少至一千六百万,到2016年超过99%的乡村通了公路、电力和网络;另一方面,虽然安吉成功了,但是中国很多地方在绿色发展方面十分滞后。中国的人口分布十分不均衡,96%的人口聚居在43%的土地面积上,大部分是东南省份。关键问题在于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乡村发展不足,例如,26%的农村家庭仍使用未处理的水,80%的农村仍然没有下水道系统。他进一步强调挑战的艰巨性,虽然中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但仍有5.6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比建国时的农村人口还要多。中国在造林方面的努力是乡村绿色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目前“退耕还林”面积已超过1300万公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项目。他建议未来中国乡村绿色发展应包括: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加强农业地区绿色产业;农村基础设施和设备升级;以及提高环境保护公众意识。

安吉县县委书记沈铭权介绍了该县绿色发展战略的三个重要支柱:种植竹子并且最大化其从根到叶的市场价值,如生产竹根雕、可使用竹笋、竹质家居和竹子饮品;扩大茶叶种植区,茶产品销售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不少于40亿人民币(5.8亿美元),目前人均收入达到5万元人民币(7239美元)每年,同时还在美丽的茶园开展生态旅游、为电影提供拍摄地等;通过装机1800MW的水电站提供电力以满足本地和旅游业带来的电力增长需求。最后,他表示安吉已经成功找到了可持续绿色发展模式。

参会者乘大巴回到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加年会闭幕式。

国合会2019年会闭幕式

在引导发言中,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挪威特使赫尔格森敦促代表们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应通过国家自主贡献加强气候行动。他提到各方有机会在未来做出联合的环境承诺,这些机会包括第二次海洋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他呼吁各方扩大行动,并鼓励中国分享相关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中国作为风能、太阳能、电力交通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最大的技术提供方所积累的经验。他提议鉴于中国的全球承诺是长期性的,中国在其各使馆中应派遣从事环境领域工作的专家,以促进持续的绿色对话,例如全球项目的环境标准。

索尔海姆提到,1972年中美对话从北京搬到了杭州,双方在杭州结束了谈判,为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他指出“杭州精神”就是要为未来寻求解决方案,正如中美当时的情况,“杭州精神”同时也包括敢于尝试新方法。他对中国在抗击污染和清理河道方面的成就表示赞赏,还指出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最近也跟随中国的步伐做出了停止进口塑料垃圾的决定。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既有高回报也有高风险,如果成功了,中国将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帮助沿线国家避免被基于煤炭的发展模式锁定,并表示国际社会愿意为中国提供相关支持。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总裁、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回顾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成果,包括全球领导人们关于《巴黎协定》的讨论。他希望“杭州精神”能够鼓舞来此寻求应对全球环境危机解决方案的各方。他感谢韩正副总理领导国合会的工作,呼吁各方回去后能够将本次会议中各方分享的想法、数据和信息转化成各国和各机构的政策和行动。作为联合主席,他介绍了“全球适应委员会”,并指出该委员会很快将在北京设立办公室。

最后,他强调目前仍面临饮用水安全和空气质量方面的挑战,提到他作为主席的韩国国家气候和空气质量委员会所做的相关工作,以及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下建立的空气质量合作区域框架。

瑞典前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罗姆松指出,现今孩子们已经明确的表达出呼吁采取环境行动的呼声,并希望科学家和长者们为这些行动提供知识支持。她强调国合会的任务是基于科学和知识支持的,制定一个明确的全球长期目标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他肯定了国合会的工作以及中国政府在建立这个知识分享平台过程中发挥的领导力。她对习近平主席最近在新闻中发表的关于循环利用和废弃物的讲话表示欢迎,提及国合会关于绿色消费的工作,并强调废弃物处理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指出,中国已经证明有雄心、有目标和有耐心的为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投入资源能够取得有利于人民、经济和地球的成果。鉴于中国政策能够为全球行动提供有力的推动,她鼓励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制定更有力的目标,她还指出中国保护蓝天的行动是我们都受益。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对于中国提出并推广生态文明的理念表示赞赏,她认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应对人类面临的独特和重要的挑战。她建议在国合会的研究计划中增加粮食系统相关的主题,并表示全球环境基金将一如既往的提供支持。

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指出,应对环境和气候挑战不仅仅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任务,也是工商业的责任。她强调发展绿色制造业完全行得通,工商业有机会向全球展示工业和自然可以和谐共存。她认为绿色不仅是关于社会责任,还应包括盈利。她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平衡的打分机制来识别和认可真正履行环境承诺的企业。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很高兴看到在本次会议中“雄心”成为关键词之一,他强调基于照常情景的行动和只动皮毛的做法无法满足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他认为2020年将出现很多不能错过的机会,包括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成果,以应对导致自然损失的关键驱动因素,即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特别是在粮食系统内;“一带一路”倡议遵循有力度的绿色原则,使相关投资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一致。兰博蒂尼还指出,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方法,现在需要的是扩大规模和加快速度。

世界资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斯蒂尔指出,在未来的一年半中,将有很多旨在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被制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比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更重要。他认为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席国十分重要,若中国所需的产品来自“零毁林”供应链,那么毁林的趋势就将发生根本转变。斯蒂尔建议中国应尽早展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意愿,这样会有很多其他国家效仿。他还强调需要让大家看到“一带一路”发展是绿色的、“一带一路”投资与实现沿线各国国家自主贡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是一致的。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指出,国合会为中国政府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他强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即绿色发展不是简单的调整传统产业,而是构建一个全新的路径。他还指出,“十四五”规划应把绿色城镇化放在显著位置,以避免对环境有害的基础设施锁定。最后,他提到应加大力度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这会使所有人都成为输家,并且会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祝贺中国政府举办了本次成功的会议。他指出“十四五“规划包含很多新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他强调找到一致协调的政策至关重要,应探索将不同政策目标的指标体系联系起来的方法, 如空气质量和生态系统健康。他指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目标应与《巴黎协定》目标想一致,并应构建真正的合作关系推动全球碳中和。

国合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致闭幕词。他指出年会的主题“新时代:迈向绿色繁荣新世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强调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项工作目前正基于”美丽中国“的概念高速推进。他以2018年的统计数据展示中国在缩减化石能源产业、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源效率领域的承诺。韩正副总理特别强调了中国在提高空气和水体质量、加强保护区建设、强化环境法律法规和监测以及提高森林覆盖率方面的成效。

韩正副总理表示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将继续深化机构改革,并且中国已经做好了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准备,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挑战做出贡献,并且将圆满完成作为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的任务。最后,他表示中国充分重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支持国合会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会议于下午5:57结束。

世界环境日

周三上午,很多国合会参会者参加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杭州举办的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今年的主题是“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主持活动。参加活动的来宾超过110名。副总理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呼吁全球继续努力保护环境并促进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心中承诺将在继续推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国家发展政策。

韩正指出,浙江省开展的“千万工程”此前曾获得了联合国办法的环境卫士奖,基于我们在抗击空气污染方面已经取得成就,他承诺为应对环境挑战加强经验分享和科技交流。他强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表达了坚持多边主义、落实《巴黎协定》以及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承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信,信中他指出空气污染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可造成5万亿美元的损失,强调减少空日污染,如黑炭,对于减缓气候变化也有协同效应。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政府征收污染税、中止化石能源补贴并停止修建新的煤电厂。姆苏亚指出中国政府在2013-18年间为防治大气污染投入了超过100亿美元,强调全球都需要保护蓝天。她强调我们并不缺少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的资源和能力,她呼吁所有人团结努力,并引用斯瓦西里语中的一句谚语”如果一条河都很宽,那是因为其他河流的汇入”。

此外,李干杰指出,为了提高减少碳排放相关的公众意识,将对杭州世界环境日活动产生的碳排放进行评估,并将通过购买碳信用以确保活动碳中和。他还指出在中国各地还举行了其他活动庆祝世界环境日。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提出要把“美丽浙江的金色名片打造的更加闪亮”,不辜负中央关于环境保护的期待。他介绍了杭州钢铁厂的经验,该厂原来造成了杭州一个区域的严重污染,后被政府强制停止生产,而随后几年内,该厂成功转型业务至聚焦环境保护、数字技术和旅游业,并取得了客观的利润增长。最后车俊指出他相信“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是大势所趋”。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总裁、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各国一同工作应对大气污染问题。他警告道“气候变化比我们想象的来的更快”,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并指出自然“不会与我们谈判”。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李干杰强调,自2013年开展大气污染攻坚战以来,中国采取了8项有力措施:发布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限制工业活动和关闭落后生产设施;优化能源结构并制定煤炭消费目标,包括控制和质量标准;加强清洁能源发展和电动汽车发展;制定大气污染控制区域联合管理机制;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大气污染控制;鼓励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并举报非法污染活动。李干杰指出,尽管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还需继续应对大气污染问题,加强与其他国家在绿色“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指出杭州是中国蓝天保卫战的先锋城市之一,在城市交通领域利用可再生能源,并计划建造更大的共享单车系统。

中国环境科学院院长、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主任李海生介绍了最新发布的《2013-2018年大气质量改善》报告,报告回顾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成就、措施、挑战和成果。他强调报告反映了政府引领、企业和民众参与下大气质量改善的进展,他还指出,虽然在减少大气污染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浙江省淳安县的企业家江丽娟向观众介绍了她在家乡发展旅游业的成功经验。小时候她 梦想着离开贫穷且环境恶劣的淳安,但是后来她被浙江省开展的改善本地环境条件的“千万工程”吸引回来,“千万工程”2018年获得了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目前在家乡可以过上繁荣和可持续的乡村生活,她经营民宿的成功经验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回家创业。最后,她表示支持目前中国绿色乡村发展的努力,并鼓励大家通过支持自己的家乡来参与这项工作。

在总结阶段,一些参与中国不同地区绿色发展的代表被邀请上台分享其经验,包括:启动以公共交通和骑行代替短途驾驶的运动;提高杭州共享单车使用;通过向公众开放垃圾焚烧厂来提高废弃物处理的透明度;通过关于大气成分研究和扩大污染监测站网络来加强污染监测。随后颁发了第二届生态文明奖,观众们欣赏了合唱和舞蹈的表演,仪式结束。

近期会议

2019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策论坛(HLPF):论坛的主题是“为人民赋权以及确保包容和平等”。论坛将对可持续目标4(高质量教育)、可持续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可持续目标10(消除不平等)、可持续目标13(气候行动)和可持续目标16(和平、争议以及强有力的机制)进行深入的审评,并对可持续目标17(合作)今年每年的审评。此外,论坛还将审议每四年发布一次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日期:2019年7月9-18日;地点:联合国纽约总部;联系方式:联合国可持续发挥在那目标司;传真:+1-212-963-4260;Email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act/网址: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hlpf/2019

IPCC51次会期:IPCC第51次会议将审议批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海洋和陆地》特别报告决策者摘要。日期:2019年9月20-23日;地点:摩纳哥;联系方式:IPCC秘书处;电话:+41-22-730-8208/54/84;传真:+41-22-730-8025/13;email: IPCC-Sec@wmo.int网址: http://www.ipcc.ch/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举办这次峰会旨在以最大程度动员政治和经济动力以促进气候行动,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的主题是“气候行动峰会2019:我们能够赢也必须应的赛跑”。日期:2019年9月23日;地点:联合国纽约总部;网址:https://www.un.org/en/climatechange/

联合国大会下的高级别政策论坛:联大将组织国家政府首脑层面组织高级别政策论坛,审议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和其他议程。日期:2019年9月24-25日;地点:联合国纽约总部;联系方式:联合国可持续发啊站目标司;传真:+1-212-963-4260  email: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act/ 网址: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ummit2019以及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hlpf/2019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行动加速模式路径进展审议:联大将举行为期一天的高级别会议,审议SAMOA路径的进展。2019年9月27日;地点:联合国纽约总部;联系方式: 联大主席办公室;网址: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ids/samoareview

2019年我们的海洋大会:第六届我们的海洋大会聚焦支撑行动和决策的支持,以确保保护海洋、负责任的利用海洋自然以及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日期:2019年10月23-24日;地点:挪威奥斯陆;Emailourocean2019@mfa.no网址:http://www.ourocean2019.no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卡塔赫那议定书》第10次缔约方大会、《名古屋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第10次缔约方大会、《名古屋生物资源获取和利益分配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大会将审议《公约》和相关《议定书》落实的一系列议程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日期:2020年10月5-20日;地点:中国昆明;联系方式:《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Emailsecretariat@cbd.int; 网址:https://www/cbd.int/

2019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京都议定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以及《巴黎协定》第2次缔约方大会将继续审议《巴黎协定》和《公约》下关议程。日期:2019年12月2-13日;地点:智利圣地亚哥;联系方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电话:+49-228-815-1000;传真:+49-228-815-1999  email: Secretariat@unfccc.int  www: https://unfccc.int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0年会:年会将报告国合会特别政策研究的成果及其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日期:待定;地点:中国北京;联系方式:国合会秘书处;电话:+86-10-82268661;传真:+86-10-82260053;Email:li.gongtao@mepfeco.org.cn网址:http://www.cciced.net/ccicedPhon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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