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report for 2 June 2019

星期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9年会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上午，会议开幕式上展示了国合会4个工作组支持开展的8个特别政策研究的主要结论。

第一工作组，即全球治理和生态文明工作组，发言人展示了“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角色”“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全球海洋治理和生态文明”三项研究的结论和建议。

第二工作组，即城镇化和环境改善工作组，介绍了“绿色城镇化战略和区域统筹发展路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和绿色发展制度改革”以及“2035环境改善的目标和路径”项目的主要成果。

第三工作组，即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工作组，介绍了“绿色转型和可持续社会治理”项目的结论和建议。

第四工作组，即绿色能源、投资和贸易工作组，讨论了构建绿色一带一路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问题。

参会者对上述成果进行了反馈并提出了进一步的相关建议。在讨论中提到了很多相关优良实践的案例，以及加强政策和实践的机遇。

下午，参会者在6个主题论坛中进行了更加聚焦的讨论。很多参会者强调需要系统化方案以便能够在跨领域和涉及多利益相关方的层面上解决问题。

晚上，受邀嘉宾参加了国合会举办的欢迎晚宴。

政策研究对话会

开幕：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原院长魏仲加，共同主持政策研究对话。刘世锦介绍了特别政策研究的汇报，并邀请参会者评论，魏仲加表达了对全体人员努力的感谢。

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的角色：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指出多边主义的全球不确定性仍带来挑战，中国承诺在落实气候承诺和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承诺没有变。在政策建议讨论的过程中，王毅强调：一要加速中国经济的去碳化；二要加速能源消费的结构转型；三要深化经济转型、能源转型、环境质量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协同和管理；四要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加强研究和能力建设；五要将气候和环境可持续性作为关键要素纳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六要动员多种来源的多样化的气候资金。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宣传部主任李琳强调，生物多样性健康的全球指标持续下降，《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中国能够与其他各方做出能够在未来几十年转变趋势的“力挽狂澜”的关键决策。她强调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工作可以借鉴甚至复制《巴黎协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功，包括动员非国家主体。相关的特别政策研究建议：中国应努力确保全球的领导人愿意在COP15达成高质量的成果；加速“一带一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绿色化，包括通过2019年“一带一路”峰会上启动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推动相关工作；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更好的纳入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

全球海洋治理和生态文明：国合会成员和专家主任、挪威极地研究所科研主任温特简述了应对海洋污染的措施：加强应对海陆相互作用的联合行动；实施塑料综合生命周期管理以及实施海洋污染预防和控制计划；建立管理海洋污染和塑料的市场机制，包括通过建立多样化的资金机制开展海洋生态保护补偿；以及加强国际合作。

关于海洋治理政策， 他建议：实施更严格的海洋治理要求；打造生态船舶和港口；预测潜在的北极全球贸易；加强教育和培训；以及加强可持续渔业和绿色渔港。

绿色城镇化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国合会特别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张永生研究员强调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重新定义。他指出这需要对精神文化、环境的价值进行评估，而不是仅关注物质生产和消费。在未来还有3亿人将移居城市的预期下，张永生还强调了绿色交通和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强调，关系到中国9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0%的人口的、在20个城市群进行的绿色城镇化将推动全国的绿色转型。他还强调，高速铁路和数字通讯的发展意味着很多服务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提供，农村地区可以承载农业以外的更多样的经济活动。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和绿色发展机制改革：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梁小萍强调了以下建议：提高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能力并着力应对塑料、化学和有毒污染带来的紧迫挑战；制定综合的流域规划和管理战略；开发基于绩效的生态恢复、责任和投资指标；加强生态补偿的有效性和补偿款来源的多样性；建立“数字长江”平台解决供应链、追踪和数据缺口的问题，为全流域关键规划决策提供数据。

2035环境治理的目标和路径：德国联邦环境署总裁办公室 Wolfgang Seidel 提出了环境治理的四个主要挑战：很多行业持续的工业化转型；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其他领域的需求；公众意识；以及现有政策与预期目标的一致性。在考虑区域差异的前提下，为了既改善人们生活又保护自然资源，他建议：设置“美丽中国”示范区；使环境和社会政策主流化并制定工业的绿色评估系统；优化生态环境治理结构；提高公众意识；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法制能力并使民众更好的获得环境正义。

绿色转型和可持续社会治理：瑞典前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罗姆松指出，随着大量人口脱离生存经济水平，中国的消费量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她介绍到，特别政策研究注意到制定有效政策的主要行，旨在为绿色消费提供定义。她指出，目前已有的政策大部分是自愿性的，而市场上可以选择的产品更关注能源效率而不是生态保护。

注意到数字转型所提供的机遇，她建议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并制定行为模式绿色转型的国家战略。她建议通过以下方式来促进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产品供应，采用生态标志，并加强认证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开展关于生活模式的运动以提高公众支持；提供市场激励；加强基础能力支撑；以及建立有效的指标体系。

绿色“一带一路”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和亚洲-大洋洲区域中心主任卡布拉基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紧密的联系。在未来几十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将为沿线区域带来资金和专业技术，同时也会带来文化和思想，这将对世界发展及合作的方式产生影响。她指出国际评论对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4月“一带一路”峰会上的讲话表示欢迎，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切和顾虑， 包括标准问题、尊重国家法律和债务问题等。她认为考虑到“一带一路”的巨大体谅，需要建立一个可复制、高质量的模式。她指出可以通过一个协调机制来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能源和气候领域特别政策研究的协同。

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周国梅介绍了“一带一路”特别政策研究的主要建议：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建立绿色“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机制，以政策、规划、标准和技术对劲促进战略对接并落地；构建绿色“一带一路”源头预防机制，以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机制引导绿色投资；建立项目管理机制以鼓励工商业绿色发展；推动民心相通，强化人员交流与能力建设。

工作组主席点评：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对各工作组下取得的成果表示感谢和祝贺。他指出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增长动力”，强调海洋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政策研究对话中提到的其他领域的问题对经济安全和增长都至关重要。关于气候治理，他强调要减缓和适应并重，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提供支持。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他强调与气候行动以及绿色“一带一路”的协同效应。关于海洋治理，他强调海洋污染的陆地来源以及“从山顶到海洋”的流域综合治理。他还强调发展循环经济和基于基线标准的绿色“一带一路”风险评估。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指出，粤港澳、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发展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他注意到郊区在建设和发展中的贡献有所提升，为了推动绿色建筑工业发展并建立可持续诚实，需要新的机制安排。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强调全球人口增长和中产阶级增加给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带来挑战，这需要生产和消费系统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指出这需要可持续的利用陆地和海洋的生物资源，实现“净零”土地利用转换，并发展循环经济。兰博蒂尼还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转向消费带动性经济模式给加强绿色消费带来了契机，包括基于改善健康和其他系统效应。最后，他指出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是一项跨领域的工作也将成为未来工作的核心。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金融研究主任李永怡强调了绿色基础设施在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性，并指出政府在塑造需求、推动绿色消费需求和循环经济、以及应对粮食和土地利用领域挑战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她指出数字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可以缩短需求链，促使贸易发挥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工具作用，以及实现可持续目标。

在随后的评论环节中，参会者认为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并指出很多协同效应和共同的主体。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作，他们建议建立小规模工作组以完成模型和空间规划的工作，作为制定目标和政策的辅助。对此，魏仲加表示正在讨论情景设计工作。

参会者希望能够对海草床和潮汐平原在海洋治理中的重要角色进行研究，并希望能够讨论如何在中国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示国合会的工作。

在闭幕总结中，刘世锦希望未来的工作聚焦可持续发展的新想法、新观点和新方法。他指出，研究应该聚焦具体的可持续发展转型中的“痛点”。他指出污染控制在过去的讨论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现在绿色消费已经成为国际议程中的一个关键主题。他还强调建立基于创新、资金和绿色产品贸易便利的大型的绿色市场的紧迫性。

平行主题论坛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绿色转型：

论坛由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副主席李干杰以及国合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索尔海姆共同主旨。在开幕环节，李干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他介绍了中国为实现绿色转型所做的工作，包括供给侧改革、强制清洁生产审计、污染控制领域快于绝大多数其他政策领域的投入增加、建立开放透明的环境市场。李干杰指出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应该促进技术升级，“十四五”是中国实现建设现代化强国百年目标的“新开始”。

索尔海姆强调中国从“高速”发展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巨大的变化。他对“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提出绿色转型的积极理念，包括采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积极表述，强调健康和就业领的协同效应；二是以人为中心设计制定政策并动员政治意愿；三是分享中国的技术和最佳实践，如浙江省水体治理的经验。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强调，中国不会走美国消费的老路，我们会学习北欧节约能源和循环的经验。他指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中国必须解决过去40年快速发展留下的污染问题，包括将绿色城镇化纳入“十四五”规划，加强污染防治第三方管理，以及严格实施环境法。

李干杰主持了聚焦十四五期间中国环境、经济和社会趋势、挑战以及机遇的讨论环节，并首先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科学家刘健与大家分享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的主要结论。注意到全球环境危机的恶化，他强调了环境问题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几乎与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相同。李干杰建议“十四五”规划鼓励更多植物蛋白消费以代替肉类消费，并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可持续生产消费方面发挥全球领导力。

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强调，在环境治理中药以人为先，不要试图制定适合所有情况的解决方案，对于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系统应该与当地情况相适应，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自愿环保督查。

中国环境规划院院长陆军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尊重已有的国际协定，并基于中国智慧帮助加强相关国际机制。他的建议包括：加强工业结构调整；投资废弃物处理；开展综合污染监测。

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支持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绿色消费和循环经济。他指出澳大利亚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式是提高塑料的优先级、提高对可循环材料的需求以及发展工业循环经济。

国合会特别顾问胡保林强调，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中国仍需要坚持在环保方面的目标，但他也表示对地方层面的情况表示忧虑。他鼓励公众更好的参与环境事务，包括拓展市民举报污染的渠道。

国家信息中心祝宝良强调促进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指出该指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所下降。他建议：加强技术创新和循环经济；推动绿色城镇化；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供给侧改革；以及建议国际气候合作可以成为加强全球多边机制的催化剂。

中国生态环境部Wu Shunzu建议2020年前中国环境进程可以描述为“稳步提升”，到2030年可以描述为“全面提升”。2020年前的进展十分重要，因为目前的进展仍然不一致。他还建议“十四五”规划聚焦“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

丹麦全球绿色增长论坛原主人杰斯佩森指出中国的落后经济生产力集中在一小部分重污染行业，如钢铁行业，因此这样创造了同时时间产业升级和环境质量改善的机会。她还希望中国能够取消环境不友好的补贴，加速困难行业亏损企业退市，并强调关注社会福利将有助于实现上述转型。

索尔海姆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发言。王一鸣强调了中国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包括规定就业年龄和提高抚养比等。他还指出中国面临最大的环境压力，来自许多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随后压力将开始缓解。

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强调“绿色经济是创新经济”，但是很多环境挑战也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解决。她基于“美丽中国的目标和路径”的特别政策研究提出了四条建议：前瞻性的规划，包括利用情景分析工具；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特别是利用环境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技术和创新；以及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法能力。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指出，虽然工业污染可能已经稳定，但是家庭层面的污染还可能增加。“十四五”规划必须着眼于2035和2050。任勇还分享了国务院关于绿色消费的相关工作，包括虽然中国的绿色消费十分重要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近年来已经没有增长的趋势。

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环境总司司长莱西强调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应与未来修订或调整后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目标、化学物质和废弃物管理新机制、海洋治理的新知道原则相一致，上述这些目标和原则都将在未来18个月内定论。他希望开发全球统一的环境经济工具，如绿色债券，并更新环境监测指标体系以满足新的要求，如微塑料和纳米材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世楫强调科技在资源保护中的重要性。他还强调了创新的必要性，介绍了1980年石油危机之后冰岛和日本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领域的进展。他还指出由于技术可获得性提高，中国可以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技术。

国合会特别顾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表示对中国东部沿海升温的发展质量表示担忧，这些省份的煤炭消费量比其他地区高10%。他还指出中国西部一些省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并且，他希望浙江能够主办国际绿色消费展览以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变。

在讨论中，一位参会者分享了私营部门支持绿色转型的例子，包括利用购买力鼓励供应方绿色行为转变以及建立合作关系以为此提供有利条件。李干杰部长回应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参会者提出如何让企业为其造成的污染付费，李部长强调征收环境税以及中国境内实施的对低于行业标准或为代表企业及省份的惩治和对超额完成目标的奖励措施。在回答一个关于废弃物处理和循环经济的问题时，李部长提到将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并正在起草新的废弃物相关法律法规。他还回答了一个关于可持续商业模式的问题，他强调可持续商业模式十分重要，亟需私营部门资金投入污染吃力领域，也呼吁国际伙伴也加入进来。

在总结中，李干杰部长就“十四五”规划又强调了三点：一是作为中国发展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必须着眼长远，需要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二是研发投入十分重要并且要动员私营部门创新并使其研究成果商业化；三是发展规划必须合理，要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要基于扎实的科学研究。他还支持了关于不仅要关注“做什么”更要关注“怎么做”的观点，指出以往的五年规划中恰恰是这个方面有一些缺陷。

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主持论坛，他介绍论坛的主题，指出卡托维兹的成果反映了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同时他也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仍任重道远，巴黎协定下的承诺仍有巨大差距。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比其他国家落后，这是“我们的使命”。他还提到从技术和机制创新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探索的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

联合主席罗姆松提到，在巴黎中国在协定达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达成一个可靠协定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她还指出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指出2019年对于地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她指出政府间气候委员会和科学界已经敲响了警钟，“我们唯一剩下的机会就是快速采取行动，继续拖延和无动于衷一样糟”。姆苏亚指出中国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是一个每年就要造成5万亿美元损失的公共健康问题。她指出中国推动生态文明的进程显示出低碳的生活方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她还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蓝天我们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韩佩东指出气候危机是令人震撼的，且90%的人都收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她指出绿色党派正在获得更多的支持，青年活动的合法性也与日俱增。她认为全世界范围内有良好的势头，但是也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只有将目前有限的商业关注在人类共同的未来中扩大。

国合会特别顾问、能源基金会中国总裁邹骥强调，中国在气候治理舞台中有独特的角色。他指出中国需要更积极、做出更大的贡献，应与其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国家。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指出，中国需要以低碳发展为知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需要消费和生产模式转型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更多的智慧和解决方案。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建议：中国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并找到相应的过度能源；评估短寿命气候污染物问题；预测制冷相关的减排机会，预计绝大部分的制冷产品生产都在中国；评估泥炭地和草地的固碳作用。

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所长马瑟尔指出中国需要加快行动以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特别是与可再生能源和电力部门脱碳相关的方面。他还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企业联盟就技术问题一起工作，也包括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

全球水伙伴主席拜姆森指出有很多理由支持中国在巴黎之后继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他建议“事实上绝大多数有效的气候行动都是同时有益于减缓和适应的”。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费舍尔指出，德国和中国都认为气候变化与人类休戚相关，并且需要通过合作来应对。他指出鉴于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低碳城镇化是关键的切入点。

在讨论中，各方聚焦提高能效的作用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潜力，如泥炭地和草地固碳。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指出增长的碳价能够帮助碳市场更有效的运行。

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美国前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潘兴指出到2050年必须要实现全球去碳化，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中国的行动，并且要实现2摄氏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多任务。他希望中国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更大的国际领导力。

麦克阿瑟基金会气候方案主任Jorgen Thomsen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全新的机会来清除空气中的碳并将其固定在土壤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指出，中国需要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融入到所有地区和部门的发展规划当中。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能源和环境项目主任桑德罗鼓励中国在碳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碳捕集和封存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

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总裁巴布那指出中国目前应该思考如何做出贡献，以实现全供应链零毁林，并指出木材和橄榄油可以作为中国在CBD COP15产生影响力的契机。

大自然保护协会气候变化主任William McGoldrick指出中国在森林恢复和商业可行性以及现代伐木方面有成功的经验。

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全球愿景：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和国合会特别顾问、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共同主持了论坛。兰博蒂尼指出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关注日益提高，在最近几年形成了像气候变化一样的态势。石井菜穗子强调实施和切实行动对于应对粮食和土地可持续问题的重要性。

在主题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生态文明的环节， 国合会委员汉森做了主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在应对生物多样问题中取得的一些进展，并呼吁为实现中国的生态文明而采取进一步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行动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Wang Li, 介绍了中国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制定进展，包括制定生计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和针对破坏自然的公益诉讼等。她提到了江苏和青海省两项具体的针对非法捕鱼的法律。

在讨论中，大自然保护基金会的Jack Hurd指出中国的生态红线政策可以为其他生态敏感地区的保护工作提供借鉴，他还指出在使保护工作纳入其他议程的工作中仍有一些资金缺口。

阿里基金会的Li Shan介绍了蚂蚁森林，这是一个移动应用，它能够使数亿移动设备使用者通过环境友好行为来获得积分，并利用这些积分支持在中国北方沙漠地区植树或在自然保护区保护物种。

亚洲开发银行Zhang Qingfeng强调在长江经济带流域保护中自然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欧阳志云指出了一些挑战：爱知目标的实施缺少真正的政府行动支持；贫穷地区资源过度开采；生物多样性现状研究缺乏；以及中国自然保护区分布不均。他建议：将生物多样性议题在联合国系统中的重要性提升至与气候变化相当的水平；敦促发达国家做出更多贡献；以及为保护行动制定补偿机制。

北京大学Lv Zhi强调在公众自愿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基础上振兴“社会理念”的重要性，他以西藏地区强大的宗教力量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起到的作用。

清华大学Yang Rui呼吁将自然保护目标主流化，包括逐步推动具体的生态法律与法规制定；将自然保护进展纳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制定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以定量评估保护区的价值；通过国合会与教育部的合作将自然保护纳入义务教育。

来自ClientEarth的Dimitri de Boe鼓励向普通民众开放生态红线信息平台，使其能够参与对可能的违反行为的检测和报告。

在“2020年共同目标新征程”环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做了主旨发言，回顾了包括哥斯达黎加减少毁林、中国推动生态文明为新的经济模式奠定基础以及中国在气候行动中发挥领导力等方面的进展。

生态环境部Cui Shuhong指出根据IPBES全球评估报告中描述的历史性挑战，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主办方愿意与其他各方一道在2030年之前实现自然损失情况的根本性扭转。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Alexander Shestakov介绍了目前为止关于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商情况，包括区域磋商的进展、提案的整合以及沙姆沙伊赫-昆明自然行动议程。

中国科学院Wei Fuwen指出，作为生态学者，他认为应通过加强人与自然的统一推动生态文明见啥，遵循中国道家理论，并进一步建议实施到2050年保护地球50%的目标。

法国生态和转型部Olivier Robinet分享了法国对COP15成功的期待，呼吁采用新的方式使全球目标能够落实到每个人，各国政府在COP15之前做出承诺以提升势头，并使各种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特别是工商界和地方政府。i

在随后的讨论中，生物多样性公约不限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阿弗尔强调国合会在促进讨论、创新和信息共享，跨公约交流以及促进亚洲地区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合会委员、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理事长南川秀树介绍了日本的创新行动，包括设置了离岸海床自然保护区，以及一个成功的基于社区的、展示农业与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的冠毛朱鹭和谐共生的案例。

国合会特别顾问、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沃格雷强调可持续景观管理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中的重要性。来自Yellowstone to Yukon Conservation Initiative的Harvey Locke列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常用战略以及城市、农场、公地和大面积野地可持续土地利用。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总裁怀特比较了巴黎协定机制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呼吁探索商业解决方案并成立类似的联盟和行动承诺框架。中国科学院Wu Ning分享了关于2020年后框架的观点，指出大多数国家都应在评估和实施国家自主目标方面提高能力。他还希望科学界能够为政府提出更多的政策建议以有效的促进行动。全球环境研究所Peng Kui提醒参会者,偏远和贫穷地区通常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脆弱的地区，并呼吁非政府组织开展更多基于社区的保护行动以作为法律法规和保护区的补充。

在闭幕环节， 石井菜穗子展示了人类活动带来的挑战，并呼吁各方制定及时的、可行的计划来应对。兰博蒂尼重申2020年昆明COP15的成功对于改变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重要性，并强调保护自然在不同层面已经开始主流化，包括工商业、社会和政治承诺。

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合会秘书长赵英民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共同主持了本论坛。

论坛涉及三个主题：船运的环境影响、海洋塑料污染防治以及通过可持续渔业发展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

关于船运行业的环境影响，赵英民副部长强调了海洋在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并介绍了中国在政策法规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修订海洋法和制定针对海岸带污染的新法规、重点地区保护和恢复进展、国家监测系统开发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和教育。提及生态环境部关于海洋的新职能，赵英民副部长表示有信心确保加强陆地和海洋的协同管理。

苏纪兰强调中国经快速发展与海洋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强调要重视海洋生态系统。关于渔业，他指出过度捕鱼和栖息地丧失的问题。关于塑料污染，他指出鱼类高比例消化微塑料的问题，以及在不断增加的塑料消费情景下令人忧虑的未来，还包括塑料在海洋环境中的缓慢降解。

在开幕致辞中，挪威极低研究所科研主任温特指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均与海洋有关。他呼吁基于成功的地方行动制定更有力度的全球目标。

厦门大学教授Dai Minhan关注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及新的行动模式需求。“是海洋使地球成为宜居地”，而目前海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开发，他强调开展长期监测、开发系统性方法学、陆地海洋统筹管理和区域协调。他还指出蓝色经济的潜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

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局长梁小萍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开展的海洋健康和可持续蓝色经济行动计划。她聚焦提高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可持续旅游和渔业、海岸带保护和恢复、减少塑料污染以及可持续海岸基础设施开发。她还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的海洋融资倡议，其目标包括在今后五年内投资50亿美元。.

中国海洋安全管理局张琨琨介绍了船运行业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指出相对于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来说，航船排放的温室气体水平较低。他指出行业面临的挑战包括：水运需求的不断增加、有限的节能潜力和新的替代燃料。他还讲到了国际海事组织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以及中国改善能效的进展，特别是新船能效。

在保护海洋、向塑料污染宣战环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公室主任Dechen Tsering介绍了2019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关于海洋垃圾的成果，指出超过79%的塑料最终进入海洋，现在微塑料也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了。他介绍了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减少塑料倡议，回顾了2050年无费启幕目标，呼吁在资源消费过程中推动变个性的改变。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Wang Juying在讨论应对海洋塑料污染的进展和挑战时提到全球仅有9%的塑料被循环利用。她还指出，虽然由于工具和方法不同，数据的可比性存在问题，中国垃圾焚烧和回收率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都较高，她希望推动一个整体性的计划和合作来应对广泛、长期和跨界的挑战。

麦克阿瑟基金会项目主任Sonja Wegge指出全部塑料制品中只有2%经过循环利用成为具有较高价值的塑料制品，每年95%的塑料材料价值都损失掉了。为此，她希望推动新的塑料经济，动员系统中所有相关接受循环理念。他提高了一些行动倡议，如IUCN和UNEP共同组织的“全球承诺”以及现在已纳入行业20%、400个签约方和16个政府的“塑料协定”。

在随后的评论中，沃尔玛公司高级副总裁菲丽普指出公众对于塑料环境成本日益增加的关切促使沃尔玛应对这一问题。在已采取的诸多行动中，她列举了淘汰塑料袋、初次塑料足迹评估、与供应商写作减少非必要的塑料包装以及循环相关的标识等。她说关于塑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沃尔玛制定了到2025年之前实现完全可循环的目标，我们也准备好在中国开展工作来应对这一问题。

可口可乐中国副总裁Zhang Jiantao 提到可口可乐希望在“无废”的未来中成为市场领导者，并在2050年之前实现100%可循环。他还介绍了可口可乐用用的基于植物的塑料瓶子以及其他35项包装专利，并向参会者展示了用可口可乐聚酯瓶循环制成的背包和围巾。

戴尔科技大中华区政府事务副总裁Zhou Bing 指出戴尔电脑采用了循环塑料材料，并且用竹子和其他可降解、可循环的材料替代了塑料包装，这些都是其向塑料宣战的行动。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张建宇、杭州市副市长胡伟以及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万霖发布了“绿动全城、源头减塑”倡议，推动发展绿色物流，建设美丽中国。

杭州市副市长胡伟介绍了杭州保护环境的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引下杭州成为全国首个生态城市，并且杭州也是“电商之城”。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万霖介绍了现金的电子商务和绿色物流方面的工作，包括与塑料材料循环相关的内容。

在通过可持续渔业管理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环节，中国水产协会秘书长崔利锋介绍了中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他指出中国渔业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有丰富的多样性，在水产养殖中引领作用，他还列举了中国近期通过的多种措施，包括更好的控制捕获物种、强化的工具、非法捕鱼控制和流域分类以及海洋保护和栖息地修复。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童加朝介绍了当地可持续渔业发展情况。他认为应对渔业产出下降的方法主要是应对非法水产养殖、加强海运船只安全以及保护重点渔业地区和幼鱼。

橡树基金会环境项目主任Leonardo Lacerda 赞赏中国停止进口垃圾的决定，他认为这改变了关于废弃物和垃圾的讨论。他欢迎中国制裁非法捕鱼行为及其对远洋渔队的关注，他建议中国加入全球渔业观察以检测进入非法区域的渔船。关于水产养殖，他反对过多的蛋白质消费而导致更少的粮食生产，并举例秘鲁最大的水产养殖场为猪生产饲料。

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代表Sze Ping Lo 介绍了其在中国开展的可持续海鲜认证工作，这可以成为一种提高海洋资源可持续性和提高公众意识的方法。

美国环保基金会中国渔业高级主任Jake Krizter强调渔业管理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他呼吁提出更多的科学渔业方案，包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评估受影响物种的工具、更好的理解食物网结构。他还呼吁不应再停留在单一物种管理战略上，应该更好的去定义保护区。他还强调监测技术创新、更好的追踪工具以及试点项目的重要作用。

在总结中，赵英民副部长和苏纪兰院士肯定了中国在海洋管理领域的进步，但是也指出鉴于塑料污染的严重程度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复合影响，失败的风险仍然很高。他们希望继续推动机制发展、制定法律法规、并在不同的政府层面实施、开展河口中国管理、监测和监管以及提高公众意识。

“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斯蒂尔主持了论坛。

在开幕环节，刘世锦指出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社会转型，形成了全国范围内人口的主要运动。他强调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数字技术使得电子办公的可行性增强，而一个相反的趋势，高速铁路使得参加另外一个城市会议变得更加频繁。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是绿色的，因为无法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锁定将带来高昂的替代成本。

斯蒂尔强调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到2030年将新增25亿，大多在东亚和非洲。他欢迎中国在城市的投资将带来的可持续性，正如中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绿色城镇化试点所示。他强调投资者在决定实施项目之前应该评估如何使城市尽可能的紧凑、如何优化交通网络、如何建造绿色建筑、以及如何减少城市的碳足迹。

在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管理经验分享环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做了主旨发言并强调绿色城镇化是最有效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他指出需要提高“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所有机构的能力，“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非常多样化，需要对每个国家都有深入的理解。他强调在投资项目之前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2019年4月启动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将加速全球可持续发展。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和亚洲-大洋洲区域中心主任卡布拉基希望中国能够支持“一带一路”伙伴落实最佳实践，特别是关系到生物多样性安全方面。她指出中国在绿色城镇化方面有领先的能力，并且作为“一带一路”的伙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于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合作一道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充满信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小江强调，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分享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他指出中国的土地利用政策使得中国的居住区极其紧凑，带来心理健康方面的压力，同时也带来火灾隐患。

“一带一路”专家委员会成员Ke Yimbin提出在国家、多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间采用“共享城镇化”的方式，他成为“共同现代化”，他认为这可以替代传统的现代化的竞争模式。他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能够为“共同现代化”做出贡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Balasz Horvath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体量及其长期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了协同效应。他呼吁基于过去的经验并考虑为了可以预见的风险，如气候变化，制定一致的政策。他呼吁量化NDC目标并利用市场工具，如减少化石能源补贴、设定碳价等，创造5万一美元的收入。他还指出避免市场失败需要法规，“一带一路”倡议应促进合作国家法规的协同。

在随后的讨论中，参会者指出：中亚城市规划涉及到很多中国投资，但并不绿色；受援国需要为如何使用“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负责；中国的高楼大厦与自然并不和谐。

在环境治理和绿色城市环节中，杭州副市长Hu Wei介绍杭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他介绍了杭州目前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强IT产业和智慧经济的进展。他还强调杭州重视“绿色生活”为市民带来的好处：杭州一直追求蓝天和清澈的水体，未来，所有居民都能够在500米内到达地铁站。他指出90%的公交车是电动车，杭州已经大夫减少了可吸入颗粒物重度污染天数。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做了主旨发言，指出中国作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成员，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质疑。拉卡梅拉指出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全国发电量26%。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预测显示为了与巴黎目标相一致，全球建筑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需要从目前的36%增长到2050年的81%。他呼吁“一带一路”倡议加强行业规则制定以促进绿色城镇革命。

荷兰环境评估委员会主席莫马斯指出目前一些国家正在探索建造紧凑型的城市环境，更多的以自然为依托，而不是继续建造高楼。他指出欧洲和中国三角洲地区的污染问题有一定的共性：应该给合流更多的贡献并在其流域范围内实施工业去碳化。

周国梅，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指出，中国有杭州、深圳等这样的成功案例，十六省份开展了生态友好活动以帮助城市应对雾霾的。她强调绿色“一带一路”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支持绿色城镇化和实现建筑行业高水平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她指出巴基斯坦已经表达出借鉴深圳在交通共享轨道和多样化交通布局方面的成功经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张永生指出，过去，城市为工业提供便利，但是未来的城市将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城市可以采用更绿色的组织方式。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广中国的模式，各方都有互相学习的空间。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共同繁荣未来的创新工具。

大自然保护基金会的莫斯利指出城市治理者在投资基于自然的城市系统方面仍有犹豫，除非投资回报率可以比传统方式更高。莫斯利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在加强可持续方面更加积极：在缅甸中国在Yangon投资了一个新城，不应复制中国过去30-40年出现的问题。他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的经验。

在随后的讨论中，参会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仔细思考：如何咋较弱的治理能力下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改变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并应对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在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创新和实践环节， 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对外事务总监奥云做了主旨发言，她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潜力去帮助世界避免错误的基础设施选择，避免我们被锁定在一条与巴黎协定不一致道路上，当然也包括最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联合国协调员Nicholas Rosselini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是可持续发函目标的促进器，可以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问题。他希望有更多的数据能够告诉大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及其融资过程中的绿色标准。他强调合作国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李永怡强调需要新的方式去管理贫困地区，她强调需要与“一带一路”国家密切合作应对能源强度显著升高的问题，并强调在成本收益分析中考虑自然基础设施作为保险政策以应对未来风险的重要性。

以色列环境部可持续发展高级副司长科恩提出了绿色“一带一路”发展框架，包括“一带一路”项目绿色认证体系。她还介绍了更的细致的框架设计，以通过密切的合作鼓励绿色创新，基于一个以色列公私合作创新模式的传统工业和政府孵化企业的案例。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易和转让中心（深圳）主任Sun Jingfeng指出深圳在过去40年快速发展并保护了环境，他指出关键的办法是推广环境友好技术以降低成本。

国际资金论坛 Sun Yiting指出资金更多的需要聚焦中长期发展目标。他也指出仍然需要政府资金支持绿色和低碳部门。他指出由于一带一路很多地方政府非常贫穷，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需要的提高。

在讨论中，参会者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乡村公路是低风险的投资；在一些地区城市形式正在向传统的形式改变。

在闭幕中，刘世锦回顾了一些关键的观点：绿色发展的同时要应对不平等问题；确保合作国能够学习中国的经验，特别是高层建筑方面；合作国需要意识到有新的技术手段能够跃进的解决某些问题。

斯蒂尔在闭幕致辞中指出杭州有很多令人振奋的行动，化石能源基础设施锁定将影响巴黎协定，理解一带一路国家治理能力和包容发展非常重要，中国有发展自然基础设施的潜力，需要更高质量的数据支撑好的投资。

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和中国可持续发展商会秘书长翟齐共同主持了论坛，论坛分为两个部分。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总裁怀特为绿色、低碳和共同发展环节开幕，他强调需要聚焦人类也需要聚焦自然，对于工商业来说应该聚焦你系统转型和可持续生活方式。他介绍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工作，包括推动太阳能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应对海洋塑料废弃物的联盟。注意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没能够实现，他认为2020年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是达成强有力政策成果的良好契机。他强调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推动了“工商业自然联盟”，试图在昆明制造一个“巴黎时刻”。他强调我们需要企业，包括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更多的关心风险管理并展示一定的领导力，因为当今前十大全球风险的绝大多数都与环境相关。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王天义介绍了中国“无废城市”的实施可能性，他指出以温哥华为例，城市可以在10年之间将其垃圾总量减少50%。他列举了“无废城市”的三个目标：填埋最小化、废弃物再利用最大化、以及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对于很多中国城市来说，这样的项目将是一个百年项目，需要长期战略和短期战术。他敦促与会者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

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沃格雷展示了为了推动系统性变革而进行的PPP案例。世界经济论坛在2019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之前召集那些“行动困难”行业的代表，包括船运、建筑、铝生产等，希望能够有60-70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能够承诺答复减排温室气体。关于毁林，他介绍了热带雨林联盟在减少棕榈树、大豆、牛肉、纸浆和纸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方面的工作。关于循环经济，他介绍了与荷兰皇家飞利浦共同推动的一个拥有60个企业领导人的平台。

国合会特别顾问、中国通用技术药物和医疗部总经理Lin Kun介绍了环境退化的健康影响，包括空气污染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她指出虽然关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都有所提升，但民众仍然缺少环境与健康相关的信息。

国合会特别顾问、戈登与贝蒂-摩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卡斯蒂尔加指出虽然绿色革命答复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随之而来的成本也非常巨大，包括农用化学品的影响和大型农业投资的能源消耗。他认为由于缺少对严峻影响的关注，以致于我们采取了部门方法而非系统性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建议可以利用真实成本核算以及外部性定价的方式找到出路。

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项目全球倡议主任Jean-Paul Paddack指出工商业排放中国近一半的温室气体，因此中国的工商业是解决问题一部分。他分享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包括使商业领袖成为气候领袖的气候拯救正计划。

英国石油公司中国商业合作与发展主任Liang Yisong指出世界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满足能源需求，另一方面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介绍了BP开展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包括为技术进步基金会捐资1亿美元、投资大型光伏公司、管理13家美国风电场以及投资电动汽车。

在随后的讨论中，王天义强调企业的行动应该兼顾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其他发言人敦促政府为企业的欢迎友好行动提供激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Stephan Sicars建议企业考虑在哪里可以发挥其最大的影响。

翟齐介绍了第二个环节的主题：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循环经济和系统创新。

张介绍了其公司开展的“e文化”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环境可持续性，最初由新疆可持续性会议提出。她指出该企业聚焦儿童教育，用“生态-移动”汽车通过玩具把环境教育带给郊区地区的儿童，项目得到了中电集团的支持。她指出企业在追求可持续性的同时应保证盈利。

印第纺织Félix Poza Peña介绍了其公司的可持续性项目，他们开展了很多活动暴扣纤维再利用和减少水和能源消耗。他介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生态-效率”成功介绍了30%的水资源消费和20%的能源消费。他还介绍了其公司与化工行业合作开展的通过分类系统识别和鼓励淘汰有毒化学品的行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Sicars指出3种基于陆地的情况会影响海洋塑料的：缺少塑料收集、向河流青岛垃圾、较差的垃圾填埋管理。他指出，大约有40%的塑料垃圾是商品包装，这可以通过循环经济手段减少或者重复利用以解决问题，这其中也需要对消费者减少包装意识的培养。

国合会特别顾问、可持续贸易倡议主任Lizbeth Jespersen指出全球化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想要的商品，如茶和巧克力这些原产地和消费低相距遥远的商品。她建议采取行动使贸易棉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力争在中国“领跑”。

国合会特别顾问、德国环境部联合国和发展中国家合作部主任康提思指出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为低碳、包容、环境友好的发展提供了路线图。他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作为一些企业重要的参考，但是许多国家并不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轨道上。他鼓励政府制定正确的激励措施促进循环经济和新商业模式，对于更多的企业和银行家来说把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风险纳入决策过程。他强调需要通过多变几桶找到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的有效方式，并加强合作并复制最佳实践。

中国帝斯曼总裁Jiang Weiming介绍了其公司在减少固体废弃物和海洋污染物方面的成就，避免有毒化学品，包括制造100%可循环的地毯、在东南亚地区再利用渔网生产冲浪板以及从之物语和农业废弃物中提炼油漆。

威立雅中国Huang Xioajun介绍了一些企业的优良实践，包括参与减少塑料废弃物联盟、支持追踪法国合流船只废弃物的科学研究以及在中国浙江省安吉县建立塑料循环工厂。

沙特阿拉伯基础工业Sreepadaraj Karanam介绍了其公司加强混合塑料作为原料再利用的工作。

在后续讨论中，参会者强调企业行动需超越合作社会责任倡议的要求，促进工商界和制造业转型进程。Zhang指出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仅对政府补贴感兴趣而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兴趣。然而，她强调“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利益”，这可以在中期或者长期的尺度上发生。

参会者继续讨论应该在更广的范畴内思考，而非简单的用一种有害程度较低的产品替代一种更加有害的产品。他们认为，例如邮购商业增长使得送奶人原则可以实施，即公司寄送包裹的时候可以回收包装，如果循环利用的话，可以更加可持续和有吸引力。

他们在总结中指出目前的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局限于城市，应该可以在景观尺度上实施。总之，Zhang提出希望这一环节帮助我们加深友谊促进未来的合作。